清代的货币与物价

                张念瑜

[提要]大清定鼎北京后，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同时，又没有处理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没有顺应时代潮流进行资本主义改革，导致国家日益衰败，直到改朝换代。清代的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清朝没有中央银行性质的货币管理机构，各省经批准可自行铸行钱币；顺治至嘉庆年间（1644-1820年）货币价值和物价稳定；咸丰年间（1851-1860年）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货币混乱，导致物价飞涨；光绪和宣统年间（1875-1911年）制造的银圆和铜圆是中国传统社会统一的新式货币。

   清代的货币制度可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货币是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与明朝相同。但白银的地位更重要。[1]同时也印行钞票。后期货币制度受西方的影响，货币铸行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内方外圆的钱币改变为实心的圆钱，由机器制造；银两也制造成圆形的银圆。到清代晚期，出现了新式银行组织制度。

     一、清代内方外圆的铜钱形制及铸行

  清代内方外圆铜钱的形制在顺治时期基本奠定。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铸行的是通宝钱，成色和重量有些变化。也铸行了少量的大钱。咸丰时期，由于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清政府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大量铸行大钱，钱币的材质也多种多样。故此，我们分朝介绍。

（一）后金和清初的“天命”钱

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定鼎北京之前，居住在东北的女真族长期臣服于明朝。1616年（明万历44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36年，汉满蒙三族共呈劝进表，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国，建元天命，始铸“天命汗钱”，满文，小平大型；“天命通宝”，汉文，小平（即每枚1文）。太宗天聪明元年（1627年）铸行“天聪汗之钱”，满文，仿天启大钱形制，折十（每枚10文）。由于当时后金所在的关外商品经济活动不发达，满洲人多不用钱，结果所发行的天命钱最后多被用作了装饰品。

（二）顺治通宝五式

1644年大清定鼎北京后，顺治仿明朝，在工部设置宝源局、户部设置宝泉局。随天下统一，清朝在各行省等行政区域分别设铸钱局。各朝铸钱局有兴有废，大概在20个局左右。顺治时期共18年，铸行钱币总计127.28亿文，年平均铸行7.07亿文。[2]

1644年铸行“顺治通宝”铜钱。起初与明钱同时流通，后不久独行清钱。顺治通宝为黄铜铸造，其中铜占70%，锌占30%。顺治通宝铸行过程中的钱制形式曾发生多次改变，按照背文可分为五种，即所谓的“顺治五式”。

（1）顺治一式(见图1-a)。仿古钱，顺治元年至二年（1644-1645年）铸行。钱制：正面有顺治通宝四个汉字，光背，直径24.5mm，每枚重1钱（3.7克），1645年改为1.2钱，1651年改为1.25钱，1657年改为1.4钱，1660年为1.4钱。[3]

（2）顺治二式(见图1-b)。1644年铸行，仿唐会昌开元和朝大中、洪武钱式；背有一汉文纪局名，各钱局有户、工、陕、临、宣、蓟、延、原、西、云、同、荆、河、昌、宁、江、浙、东、福、阳、襄局名。直径25mm-26mm，重4克。

（3）顺治三式(见图1-c)。顺治十年至十四年（1653年-1657年）铸行。背面穿左“一厘”二字，是一种折银钱；穿右局名，计有17局，即户、工、东、河、浙、云、昌、宁、临、陕、阳、宣、江、原、蓟、福、同等。直径26mm，重4克。

（4）顺治四式(见图1-d)。顺治十四年至十八年（1657年-1661年）铸行。背面穿左为满文“宝”字，穿右为满文局名，只有宝源、宝泉局；直径17mm，重4.4克。

（5）顺治五式(见图1-e)。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1660年-1661年）铸行。背文穿左满文局名，穿右为汉文局名，有陕、临、宣、蓟、原、同、河、昌、宁、江、浙、东十二局；直径28mm，重4克（见图1）。

（三）康熙通宝

康熙时期铸行的“康熙通宝”铜钱沿袭了顺治的钱制，有两种基本类型：（1）北京所铸行的钱币，背面只有两个满文字，即宝泉和宝源，用的是顺治四式；（2）外省各局所铸行的是采用顺治五式形制，背面满汉文纪名，先有14局，后增至21局，即：同、福、江、原、苏、河、蓟、昌、宁、广、陕、浙、桂、云、漳、南、台、巩。但康熙中后期，钱币的质量有所改变。康熙三十二年（1684年），钱重改为1钱，金属含量改为铜六铅四。1702年钱重又改为1.4钱（51.8克）。同时又另造一种小钱（轻钱），每文七分（25.9克）。康熙在位61年，总铸钱币166.82亿文，年平均铸行2.73亿文。[4]

（四）雍正通宝

雍正以后，基本上沿用顺治四式。雍正元年（1723年）铸行“雍正通宝”。雍正十一年（1733年）将钱重改为1.2钱。雍正钱少于康熙钱。今见雍正钱只有满文纪局名钱，计有15局，即宝泉、宝源、宝浙、宝苏、宝昌、宝济、宝晋、宝黔、宝南、宝川、宝武、宝河、宝巩、[玉云、宝安。

 （五）乾隆通宝

乾隆时期保持了雍正17局中的15局，另外设置了直隶的宝直局和新疆叶尔羌局（1760年）、阿克苏局（1761年）、乌什局（1766年）、宝伊局（2775年）。随着云南铜矿的开采，乾隆四年（1739）对铸钱制度做了一些调整，北京宝泉局和宝源局鼓铸全部使用滇铜。各省鼓铸用铜则情况有异。[5]乾隆时期的钱币成色又有下降。在乾隆五年（1740年） 之前，铸钱不加锡，称为黄钱；五年（1740年）之后，铸钱加2%的锡，称为青钱。1741年宝泉局的青钱每卯（即12000串）共铸钱12498串。铸币用红铜的含量为50%，白铅（锌）为41.5%,黑铅为6.5%,点锡为2%。[6]铸造青钱的目的主要是防止“私销”。

乾隆元年（1736年）铸行的乾隆通宝，背满文纪局名，计有宝泉、宝源、宝直、宝陕、宝福、宝浙、宝苏、宝武、宝昌、宝桂、宝广、宝云、宝武、宝巩、宝南、宝川、宝晋、宝济、宝黔、宝台、宝伊、乌什、喀什克尔、库车、叶尔羌等。在乾隆通宝的红钱中，有“库车”纪地名的，分普通和当十两种。

雍正在位十二年，共铸行钱币122.781亿文，年平均铸行10.23亿文。[7]

（六）嘉庆通宝

嘉庆年间(1796-1820年)铸行的嘉庆通宝，钱面文用宋体，背文为满文纪局名。计有宝泉、宝源、宝直、宝晋、宝陕、宝浙、宝苏、宝南、宝武、宝昌、宝福、宝东、宝桂、宝广、宝川、宝云、宝黔、宝伊、阿克苏等19局。铸币成色与乾隆通宝相当，其中铜含量为52%，白铅（锌）为41.5%,黑铅6.5%。钱径22-26mm，重2-4克。宝直、宝桂、宝苏、宝泉、宝源等局铸有折二大钱。

从顺治到嘉庆是清朝的盛世期，社会生产较稳定，在钱制上是明朝的延续，在发行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为小平钱，有利于流通。

（七）道光通宝

清宣宗道光年间(1821 -1850年)铸行道光通宝。道光通宝钱制沿乾隆，嘉庆成例，但钱文书体拙劣，钱径一般22-24mm，重2.5-3.6克。道光通宝只少数钱背有星月纹以及记地、记年、记值的汉字。道光通宝有折银纪值钱背“壹分”，但较少见。

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因为鸦片的非法输入日渐严重，白银外流加大。1817-1818年走私鸦片价值达300.852万两白银。1826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进入“入超”时期，当年白银外流350.7137万两白银，到1833-1834年入超为963.5082万两白银。[8]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银价暴涨，各省钱局发生严重亏损，纷纷停铸。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师两局，宝云、宝浙等几局出钱，宝川、宝直、宝黔仍属私铸，这些地方官员与钱局人员勾结铸造。因而“道光通宝”制钱大小轻重不一，比较正规的在22mm左右。

 （八）咸丰货币制度改革

咸丰时期（1851-1860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段币制混乱时期，除了以往各朝发行的小平钱制钱外，咸丰朝还发行了虚值大钱，以及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等纸币和咸丰宝藏、上海银饼和银锭等银质货币。导致币制混乱的历史原因大体有：

第一，19世纪初期以来，鸦片进入中国，导致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局面一时很难解决。

第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赔款，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清朝赔付2100万银元；中英《北京条约》（1860年），清朝赔付银800万两；中法《北京条约》：清朝赔付银800万两。白银的外流，导致中国国内“银贵钱贱”。官府用银，百姓用钱，通货膨胀使物价不断上涨，使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

第三，暴发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中断了清政府铸钱的铜材料供给。因为乾隆以来造钱的铜料主要来源于云南。同时，乾隆以来，不断降低钱币中铜的含量。钱币铜的含量由顺治时期70%降低到50%左右。钱币成色的降低实际上是在使铜钱贬值。

第四，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政府财政货币制度造成重大的冲击。太平天国波及大半个中国，时间长达十三年。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铸行有太平天国的货币。同时，长期的“清剿”战争，使清朝财政支出剧增，同时收入锐减，入不敷出。并且，现行的钱粮奏销,京饷协饷基本失效,户部无法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因而，咸丰政府将农业税转变为以厘金和关税为主的工商税，并将财政原则"量入为出"改为"量出为入"。与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相适应，货币制度也做了改革或改变。清政府大量铸行大钱和发行钞票。

 咸丰时期的铸币种类、成色，多种多样：

（1）咸丰通宝(见图2-a)。咸丰元年（1851年），户部准命各钱局铸“咸丰通宝”制钱。面文"咸丰通宝"，大多楷书直读，背左满文"宝"，右满文记局，计有:"宝泉、宝源、宝直、宝蓟、宝德、宝河、宝济、宝晋、宝陕、宝巩、宝苏、宝浙局、宝昌、宝福、宝台、宝武、宝南、宝广、宝桂、宝川、宝云、宝东、宝州、宝黔、宝伊、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儿羌、库车"共29局。咸丰通宝以小平钱为主（见图2-a），也有大钱，但不多见。

 （2）咸丰元宝(见图2-b)和咸丰重宝(见图2-c；2-d)。为对付太平天国运动的军事需要，清政府于咸丰三年（1853年）推出“咸丰元宝”及“咸丰重宝”大钱。在钱币界通常认为，当五十及以下计值称为"咸丰重宝"，高于当五十计值称为"咸丰元宝”。[9]但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五月，户部首先开铸当十大钱，文曰“咸丰元宝”，重6钱（22.2克），与制钱相辅而行。七月乃增铸当五十钱，重一两八钱（66.6克）。十一月谕令各省铸行大钱，并添铸当百（一两四钱）、当五百（一两六钱）、当千钱（二两，74克）三种。四年正月，宝源局又铸当五钱一种，重二钱二分。接着又铸当二百、三百、四百大钱。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清朝政府开铸的大钱有当四、五、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以及当千等计约十六个等级的咸丰各类大钱（见表1）。

（3）咸丰钱币版本极多，有近千种，金、银、铜、铁、铅各色俱有。咸丰元宝铜钱中，其成色也是各不相同，有紫铜、红铜、黄铜；钱面文字有满、汉、回文。

（九）祺祥同治通宝

 1861年，清穆宗继位，改元祺祥，铸有“祺祥通宝”、“祺祥重宝”。1862年改元为同治，于同治元年开铸“同治通宝”制钱。同治通宝版式类似"康熙通宝"、 "乾隆通宝"，面文仿宋，楷书都有，有苏、川、云、源、昌，桂等记局，但铸量较清朝前期钱已有大减。其中陕、济、伊、武、福、南、黔、广、晋、阿克苏等局的同治通宝仅见部颁样钱。

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因铸钱亏损等原因，铸钱很少，只有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铸行的当十钱和同治重宝钱比较多。小制钱在咸丰年间已停铸；当十以上的大钱因民间不用而被迫停铸。当十以下大钱，部颁样钱开铸当十的有宝泉、宝源、宝巩、宝云及新疆三局，大小轻重参差不齐。其他局只有部颁样钱(少数有雕母)，并没有开铸。户工两部的当十钱在同治六年（1867年）铸行的枚重三钱二分，后又减重。

（十）光绪币制改革

1875年，清德宗继帝位，改元光绪。光绪时期（1875-1908年），银贵钱贱导致铸钱成本高于面值，出现严重亏损。当时，西方国家已经在华设立银行，外国货币也进入中国。受西方文明的影响，光绪十二年（1886年），清政府决定用机器造制钱，并先后令李鸿章在天津、张之洞在广州进行试铸，但仍然亏折甚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奏请“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不足，并从多方面论述了铸造铜元的好处‚并初步得到清廷认可。[10] 1900年，新任两广总督德寿在李鸿章的建议下，以“粤省地邻港、澳，外洋当十铜仙‚内地商民间亦搭用，饬局试铸以资周转”为由，在广东铸造铜元。结果“行销无滞，军民称便”，并且“核计工本虽无盈余‚亦尚不耗公款”。[11]同时，福建、江苏两省也仿照广东办法铸用铜元，从而引起了一场货币制度变革。铜元带来的最大变革恰恰在于它动摇了银两与制钱并存的货币运行体系。铜元最初是作为银元的辅币出现的，在银元与铜元以及铜元与制钱之间规定有固定的兑换比率‚但由于铜元铸造数量激增，银元与铜元之间的固定比价很快被打破。在市场上铜元实际上是作为实币，替代原来的制钱进行流通。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的《币制则例》才将铜元重新规定为银本位的辅币，从而使在中国流通了两千多年的方孔铜钱退出了流通领域。

光绪年间先后铸行过“光绪元宝”和“元绪重宝”，“光绪通宝”。初期，仍然是采用传统的铸造方法，1886年以后购买西方的机器制造钱币。

光绪元年（1875年）铸行光绪通宝，小平钱数量多于同治。光绪通宝面文多为楷书，少数局亦有篆书，背满文记局名，汉文年叫记年钱。计有：泉、源、苏、直、浙、昌、福、武、南、晋、陕、川、广、桂、云、黔、津、沽、漳、河、吉、宁、东、奉、新，伊犁，库车，阿克苏。另有背记值，星月纹及合背钱，一般直径2-2.4mm，重1.8-3克。广东，福建，天津，吉林有机制钱，山西宝晋局铸大通宝钱径4.8mm，重24.2克，吉语钱等。重宝面文较通宝钱清秀工整，楷书直读背满文记局名，汉文记值，传世以雕母为珍品，贵州发现一枚通宝当百小钱，径2.4厘米，重2.73克，雕母外围成椭圆形，中间方孔，及其稀少，多为传世品。

光绪重宝有宝泉局、宝源局当十、宝苏局当五外，其它多属部颁样钱，除宝泉、宝源当十、宝苏当五外。光绪元宝是机制银元。我们在下文重点介绍。

（十一）宣统钱币

1909年）溥仪继承帝位，改元宣统。宣统年间（1909-1911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已停铸制钱，仅宝泉局铸过一种重一钱的“宣统通宝”小平钱，数量也不多，分为大小两种，新疆地区有“宣统通宝”红钱，以及宝广、宝福两局出过机制币。宝泉局所出的大钱直径在24mm，小样钱直径18mm。因为溥仪登基时只有3岁，加上钱也不大，因此民间把此钱称为“小宣统”。“小宣统”面文书法为楷书，背文为满文局名。“宣统通宝”是我国君主专制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铸行的最后一种方孔圆钱。

（十二）太平天国钱币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广西金田起义，迅速扩展到长江黄河流域17个省区，于1853年3月定都天京(今南京市)。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铸行过货币，并逐步建立太平天国的货币制度。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铸行了以“圣宝”为名的钱币。由于行军的关系，加之政权初创等不稳定因素，在太平天国范围内，货币制度并不统一，各地将领有很大的铸币自由权，各地铸行的钱币形制存在较大差别。在整个太平天国货币体系中，有三套比较有系统性，即：

第一套楷书阔边的太平天国背圣宝直读钱，共分五等。为小平、当五、当十、当五十和当百钱。钱重有3克、5克、8克、12克和31克。

第二套是仿宋字体，钱文制作及其排列的方式和第一套差别不大，但分量偏重，铜色发白，挫磨的不太精细。这一套钱币共分四等，即小平、当十、当五十和当百。

第三套是隐起文楷书钱（隐起文就是文字笔画不深而且高低不平）。这套钱币钱文和前两套相同，都是直读，只是背面的“圣宝”二字不是直读，而是分别列于穿孔两侧。一套共分四等，黄铜铸造，重量略轻于第二套。[12]

二、清代银两与银元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铜钱为本位。银质钱币真正成为流通货币是在元朝。宋元时期银质钱币的形式以扁平的锭为主。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当局“禁民人用金银”，但并没有阻止民间对金银使用的需求。明英宗即位，正统元年（1436年）颁布官方命令，税收一律以银缴纳。这样，白银取得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种基本的货币职能。嘉靖（1522-1566年）以后，规定了各种铜钱与白银比价，“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俨然一种银钱两本位制。[13]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货币制度，并有大的发展与改变。

（一）流通中的银两

   清朝银质货币的名目和形式繁多。其形式大体可分为四种：第一是元宝，通称宝银，因其为马蹄形，也称马蹄银，其重50两；第二种叫中锭或小元宝，多锤形，也有马蹄形，重约10两；第三种是小锞、锞子或称小锭，多为馒头状，重一、二两到三、五两；第四种是碎银，即散碎的银子，重量不到一两。[14]

作为货币的银两实际上是称量货币。银两的重量、成色决定着货币价值的大小。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熔铸形式、成色与重量。为便于确定银两的价值，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了白银秤砝或标准，最重要的是库平两、关平两、广平两和漕平两四种。这四种银两只是标准，不是实际使用的白银，故也称之为“虚银”。各地方的标准仍然存在差别。

1.库平。它是国库收支所用，是全国纳税的标准。康熙年间，为各地衡量标准，制定库平标准。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平砝仍不尽相同。中国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清朝中央政府的库平每1两合575.82英厘，也就是37.31256公克（一说为37.3125公克。[15]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农工商部与度支部拟订统一度量衡制度，规定库平1两等于37.301公克。[16]光绪年间，清政府曾请法国制作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实测为37.301公克。[17]

 2.关平。用于征收海关关税。自咸丰八年（1858年）成立海关后，为征收进出口税而制定标准平砝。海关两每两约重581.4格令，合37.68公克。[18]各地关平两见表2。

3.漕平。漕平为漕粮改征白银后所用平砝。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漕粮原本以米石征收，后改为以漕银征收。各地漕平重量不一，根据印度造币厂试验数据，上海漕平每两重565.697格令；[19]而根据日本大阪造币局试验数据，每两合565.73格令；普通计算则用565.7格令。[20]

 同时，银两成色不同，其实际价值也不相同。事实上，各地流通的银两的成色也是不相同的。银两成色按纯银含量估定。“足色”、“十足银两”、“十足银”、“足银”等词语本意均为纯银银两，但各地所指具体成色不同。湖南以987‰为十足银两，[21]其他地区的成色标准见表3。 

（二）清朝流通中的外国银元

中国自元代开始实行海禁。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清初复实行海禁。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开海禁，在福建、江苏、浙江和广州设置四大海关。1736年(乾隆元年)下令改四口通商为对外贸易限广州一口。[22]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

外国银元流入中国最早见之于历史记载的是明万历十四年《东西洋考》， 吕宋，物产条， 银钞项下记载说：“大者七钱五分， 夷名黄币峙， 次三钱六分， 夷名突唇，又次一钱八分， 名罗料厘， 小者几分， 名黄类厘， 俱自佛郎机（注今西班牙）携来。”[23]流入中国的第一批银元是墨西哥银，[24] 1772-1848年西班牙政府所铸名称为“东洋”银元，在中国也称为“本洋”、“佛洋”、“佛头银”，重416.5英厘，[25]成色888‰；在香港铸造的甲种墨西哥银，重417英厘，成色800-805‰（见表4）。这些外国银元均含有10%左右的铜等低金属杂质的低潮银。[26]早期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是以商品和货币双重身份出现的。外国银元工艺先进制造精美，同时又等量而便于交换流通，固受中国老百姓的喜欢。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各种银圆大量流入中国，并逐渐取代西班牙的佛洋。1911年辛亥革命后，外国银圆才逐渐在中国市场消失。外国银元成为了大清的通用货币（见图3）。“宣统二年（1910年）， 度支部调查“外国银元在中国者约十一亿元有奇。”，[28]“查海关册报，洋元输入，除出口相抵外， 实留中国一千一百余兆。”[29]在这11亿元之中，墨西哥铸造带有鹰图案的银圆占比三分之一。[30]

（三）清朝制造的银圆

外国银圆携带便利，每枚成色、重量稳定，不似银两需要镕铸裁割，较为方便。由此受到中国商人的喜爱。外国银元含银量不到90%，中国人却要以近乎十成的银两换取，从而蒙受另一种经济损失。一般情形下，一个外国银圆约重0.72两，九成银，故含银量仅含有0.648两。但市场交易往往以0.7两白银，兑换一个外国银圆。形成了一种不等价交换，由于清政府下令将外国银元作为法定货币使用，各省又纷纷设局仿效，因此“龙洋”很快流通全国。

由于外国银圆的流入，严重地影响中国的币制和金融，同时也促进中国的币制改革。清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台湾曾仿制银圆，称为银饼，惟规模不大。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特许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广东开始以接近的重量、成色正式铸造新式银圆（毫银）。1889年，广东地方当局正式设立银元局，彷照墨洋的重量、成色和式样，用机器大量铸造，开启中国本土自制银圆的先例。其后各地均开始自铸银圆，抵抗外国贸易银。银圆因为上有蟠龙像，因此被称为“龙洋”。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廷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铸币以元为单位，以银为本位，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含纯银九成，合六钱四分八厘。第二年在南京、武汉开始铸造，称“大清银币”，同时停止各省自由铸造。至此，中国自铸统一的新式银元终于产生。但不久暴发辛亥革命，未正式发行。

三、清代的纸币

北宋首先印行纸币，南宋印行的纸币规模更大。元朝在宋金的基础上，继续印行纸币。明朝初期依照元朝前期货币制度，用钞不用钱，禁止民间用金银交易。但不久加以变通，钱钞兼用，以纸币为主，钱币为辅。随着纸币不断贬值，一切都以银钱支付。

清朝统治者接受了前朝的经验教训，谨慎印行纸币。清代有三个时期发行过纸币。第一次是清初顺治年间发行的顺治钞贯；第二次是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第三次是光绪年间，清朝地方金融机构---官银钱号，发行纸币。

第一次印行钞票是顺治八年（1651年）。由于政府军用所急需而印发行了顺治钞贯，10年后就收回废除了。每年印行钞票12.817247万文，十年共印行128.17247万文。[31]此限额发行钞贯仿明代宝钞形制，面额自十文至一贯，一贯值铜钱1000文。

第二次印行钞票是咸丰三年（1853年）。这次印钞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所需和清政府财政难以为继密切相关。史料记载：“两载以来，军需河饷已糜帑二千数百万两，以至度支告匮，筹划维艰。”[32]在这种情形下，王茂荫、王鎏、包世臣等人再次建议行钞。王茂荫提出要控制印发数量，调节流通领域，维护纸币信誉，充实纸币准备金，防止通货膨胀等钞法十条建议。咸丰三年下诏印钞。[33]纸币分两种：一种是户部官票，又叫银票，从1两到50两；另一种叫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面额从250文到50千文，十万文不等。

 第三次是光绪年间。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以后，外商银行开始进入中国。到1911年，在华外商银行，包括中外合办银行，约有20家左右。发行钞票，[34]并利用发行的纸币来投资、放债、通商，大量吸收存款。同时，国内的银号、钱庄、当铺也发行“私票”。针对这种情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接受盛宣怀的建议，设立中国通商银行，次年发行银两、银元两种钞票，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同时，各省大设官银钱号。开设官银钱号的目的为通圜法，充裕财政。由于官银钱号纸币多和当地硬币挂钩，因而纸币种类和面额极为复杂。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大清户部银行在京成立。1906年，清朝官制改革，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也于1908年更名为“大清银行”，成为清朝正式的中央银行。而在正式更名之前，大清户部银行就开始以“大清银行”名义发行“大清银行兑换券”，由商务印书馆印制。[35]由于中国国内尚无雕刻钢凹版技术，印制成本高昂且易于仿制，因此清政府后来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刷新钞。[36]此阶段的大清银行兑换券、钞票正面为李鸿章头像（见图4），故称为“李鸿章像券”。但期间因光绪皇帝驾崩，加之时局动荡，沟通不利，导致李鸿章像券印制版别繁多，流通混乱。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月开始发行政府纸币，至宣统三年（1911）四月止，纸币发行额为银两票543万余两，银元票1245万余元。同年六月底，大清银行现金库存为1617万余两，基本上符合十足现金准备的要求。[37]

四、银两与铜钱的比价

在中国古代正常年份，银两与铜钱的比价是1两白银值铜钱1000文。顺治十年（1653年）七月，“廷议疏通钱法，以（顺治）八年增重一钱二分五厘为定式，幕左汉文‘一厘’二字，右宝泉铸一字曰‘户’，宝源曰‘工’，各省、镇并铸开局地名一字。”此后，“顺治通宝”“一厘”式制钱先后在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及各省、镇铸行。[38]“一厘”是指１文铜钱值１厘银。也就是１000文铜钱值１两白银。顺治十年铸行铜钱2521663740文，其中厘钱213370文，占比0.01%。从顺治十年至十六年（１６５９年）共铸厘钱1429950文，占比0.02%。[39]

　　　清代是小农经济社会，人民日常交易金额小，一般用铜钱。政府纳税、商人采购贩运涉及金额大，往往用银两。乾隆十年（1745年）上谕就言：“用银为本，用钱为末”。[40]到乾隆（1736－1795）末年，国库存银7000万两。当时白银１两值铜钱1000文（1串）。[41]

银两与铜钱的比价实质上是两者的交换价值之比。白银与铜钱的价值由各自供求关系所决定。由于大清不是白银、铜矿资源富有国。如果白银流出国境，国内白银的交换价值就会提高，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会不断降低。由此，各地就会减少铜钱铸行，以维持一个合理的比价。同时，降低铜钱的成色、重量，甚至采取铸行大钱等通货膨胀政策，与银两相比，铜钱价格会不断贬值。

清代入关初期，保持银钱1：1000的比价。顺治10-16年铸行一定数量的厘钱。顺治17年（11660年）规定提高铜钱的重量为1钱4分（5.18克），实际上使银钱比价低于1：1000（见图5），从而导致社会上出现“毁钱为铜，获利以倍”的现象。毁钱之后，钱价上涨。康熙23（1684年）减铜钱每枚为1钱（3.7克），复使铸钱数量增加了40%。然而，铜钱减重后，钱价复又下跌。康熙41年（1702年）又恢复每枚1钱4分的重量。另外铸行七分（2.59克）的小铜钱。康熙61年（1722年）银钱比价为1：780（北京）。乾隆41年（1776年）5月京师大钱855文换1两白银。实际上，乾隆晚期，铜钱既减重又降色。乾隆6年（1741年）宝泉局的青钱每卯铸12498串，每卯多铸498串，实际减重2.5%。另外，铜的含量由原来的70%降为50%。不过，从清朝定鼎北京到嘉庆年间的176年间，银钱比价基本上是稳定的。

白银的供求关系是影响银钱比价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大清的白银主要来自国外输入。早期主要从日本和西属菲律宾输入。到18 世纪初期，日本白银几乎就不再输进中国，输入中国的白银80%来自美洲。中国进口白银的主要來源国为英国、荷兰和西属菲律宾。19世纪前期，中国因鸦片和棉花的大量输入，贸易产生赤字，白银大量外流。19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末，因生丝出口大增，加上原來的茶叶出口，白银又再回流。1890年代到清朝灭亡，中国对外贸易严重失衡，加上巨额战争赔款，得靠着华侨汇入、外国人的直接投资和政府对外借款，方得弥补。1645-1806年，大清累计净输入白银26321万两。1807年、1809年、1814年、1827-1846年、1903-1908年出现净流出。1645-1911年净输入白银50536万两。[42]实际上，从道光（1821-1850年）开始，大清大部分年份出现白银净流出。[43]道光2年（1822年）银钱比价突破1：2000的大关。

铸行大钱是导致铜钱贬值的一个重要原因。清纪铸行大钱最疯狂的是咸丰年间（1851-1861年）。这个时期的银钱比价大多数年份在1：1500以上。光绪年间货币制度改革，银钱比价趋于合理区间。

白银价格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大。铜料和铸钱成本与国内的铜矿资源和铸钱的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中国古代铜料是比较缺乏的。解决铜料铸钱问题，一方面是在国内增加开采，另一方面是进口铜料。清代早期是从日本进口铜料。清代的铜矿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境内，其次为四川西部，湖南、贵州、广东、陕西等省也有一定的产量。雍正初到嘉庆中期，云南铜料产量占一半。[44]由图6可见，云南的铸钱成本较低，1串钱工本费在0.75-0.76两白银，江苏超过了1两白银，其他地区也在0.8两白银以上。所以，清代前期的一百多年，铸钱成本是银钱比价波动的下限。实际上，铸钱成本的变化也反映出银钱比价的变动。

光绪晚期和宣统年间，清政府用机器制造银圆和铜圆（圆与元同，以下不做区分），结束了银两称重货币的性质。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造的“光绪元宝”铜元，重量为库平2钱（7.46克），上书“广东省造”，下书“每百枚换一圆”。一圆即一银圆，而当时的银铜比价为1：30。福建省铸造铜圆，则采用“每枚当制钱十文”。这与过去的银钱1：1000是一致的。光绪 二十九年至宣统年间（1903-1911）造铜元200亿枚。。[45] 1903-1904年，1银圆换不到100铜圆；1905年开始，银圆升值了（见图7）。

五、银两、铜钱与物价的变化

清朝从1644年定鼎北京到1911年，对全中国的统治共历267年。其间国家疆域、人口、田地和社会经济发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康熙末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乾隆31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55年突破3亿，道光末年突破4亿（见图8）。人均田地由雍正12年的8.135亩/人下降为乾隆18年的4.003亩/人（见图9），降低了一半。

由图10可见，清代各朝的农业生产总值（粮食、经济作物、畜牧、林业和渔业生产产值合计）和国内生产总值都呈增长之势。国内生产总值=农业生产总值/68.5%。[46]但我们并没有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见图5），同时，全国总人口的增长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同样，物价的变化也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但银两、铜钱交换价值的变化会直接引起物价的变化。图11和图12都是大清各个时期的米价变化的情况。从总体上讲，米价呈上涨趋势，与铜钱贬值具有正相关。

六、结束语

随着西方文明的浸入，导致清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和货币制度逐渐重塑着中国的金融、货币制度。

第一，大清定鼎北京后，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家逐渐衰败，直到改朝换代。

我们过去研究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原因时，往往把改朝换代归因于“气候变化”、“皇帝继承制度”、“政府腐败”等因素。最为有名的是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延安窑洞对所提出的“历史周期率”,[47]实际上，气候变化、皇帝继承制度、政府腐败等，只是改朝换代的部分原因，主要原因仍然是[]社会经济矛盾。

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文明。每个朝代建立初期，政治相对清明。如果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六畜兴旺，天下呈现安居乐业的景象。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口会快速增长。人口增长到一定数量后，将出现人地矛盾，并进一步激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即竞争过度，也就是所谓的“内卷”深化。这种情况的典型是唐朝、明朝和清朝。

清朝前期的一百多年，全国总人口少于1亿，全社会是比较稳定的。也是俗称的“康乾盛世”。在康熙末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乾隆31年（1766年）突破2亿，乾隆55年突破3亿，道光末年突破4亿。人均田地由雍正12年的8.135亩/人下降为乾隆18年的4.003亩/人，降低了50%多。与此同时，清廷保守传统制度，加强专制统治，实行闭关锁国，加上政府腐败，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乾隆晚期民不聊生，嘉庆初年暴发白莲教起义（“川楚教乱”）（1796-1804年），鸦片战争以后又暴发太平天国起义。在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清廷出于保守自身既得利益，不能真正实施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只能被推翻  

清代的货币制度的发展过程集中反映了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第二，清朝没有中央银行性质的货币管理机构，各省经批准可自行铸行钱币。

清朝沿用了明朝的规制，于顺治元年（1644年）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并且各设东作厂、西作厂、南作厂、北作厂（相当于如今的造币厂）。户部宝泉局铸钱充作军饷，工部宝源局铸钱备工程之需。各省设宝泉局，隶属户部。各省铸行钱币，需经户部批准，钱币雕母版本由户部提供。各省铸行的钱币钱面印有各省钱局局名。

第三，顺治至嘉庆年间（1644-1820年）货币价值和物价稳定。

清朝前期的货币包括银两、钱币和纸币（钞票）三种。清初统治者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谨慎使用纸币。清朝入关后是以银为货币本位的，但沿袭历史传承和人民的日常需要，通行内方外圆的钱币。因而，钱币酷似货币本位。

顺治通宝钱币有五种样式，奠定了清代钱币的形制基础。以后各朝以此为基础，但重量、成色有变化，还出现了大钱（折钱和当钱），咸丰、同治还铸行了元宝和重宝等铜钱。

清代的银两是称重货币。银两的重量、成色决定着货币价值的大小。不同地方具有不同的熔铸形式、成色与重量。为便于确定银两的价值，有关政府部门制定了白银秤砝或标准，最重要的是库平两、关平两、广平两和漕平两四种。这四种银两只是重量标准，不是实际使用的白银，故也称之为“虚银”。各地方的标准仍然存在差别。同时，按照清朝的官定标准，纹银的成色为935.374‰，称“十足成纹”。在实际中使用的银两，要以纹银为基础计算价值。例如，宝银50两，纹银含银率为935.374‰，上海九八规元成色为916.666‰，那么，上海九八规银50两相当于纹银48.99997两。

清代入关初期，保持银钱1：1000的比价。顺治还铸行了一定数量的“厘钱”，每枚小平钱值1厘白银。从顺治到乾隆晚期，许多地方银钱比价低于1：1000。嘉庆年间有所上涨，但总体上是稳定的。银钱比价的稳定，也促进了物价的平稳发展。

第四，咸丰年间（1851-1860年）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货币混乱，导致物价飞涨。

由于用兵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财政严重赤字，咸丰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不仅铸行了咸丰通宝，还第一次铸行咸丰元宝和咸丰重宝，这两种钱多为大钱，最大额值为当千钱。金银铜铁铅各种材料的都有，钱币的种类达千种以上，堪比新朝的王莽。另外，咸丰印行了大量的纸币。纸币分两种：一种是户部官票，又叫银票，从1两到50两；另一种叫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面额从250文到50千文，十万文不等。通货膨胀直接导致物价上涨，1861-1870年米价达到4480文/公石。

第五，光绪和宣统年间（1875-1911年）制造银圆和铜圆。

西方机制货币和近代银行早已进入大清，但保守的清廷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始进行铸行银圆和铜圆。银圆和铜圆的制造，结束了银两称量货币的历史，也解决了银钱比价波动不剧的局面。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廷颁布《币制则例》，规定铸币以元为单位，以银为本位。至此，中国自铸统一的新式银元终于产生。

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造的“光绪元宝”铜元，钱面书“每百枚换一圆”。而当时的银铜比价为1：30。福建省铸造铜元，则采用“每枚当制钱十文”。这与过去的银钱1：1000是一致的。

注释：

[1]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55页。

[2]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1页。

[3]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55-556页。

[4]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2页。

[5] 清政府于乾隆四年（1739） 决定：“各省解办京铜‚官商亏空甚多‚现在云南产铜颇旺‚应将各省每年办解京铜四百万斤‚尽归云南办运。”（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 Z］∙（ 卷十五） ‚钱币三‚4985）。

[6]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60页。

[7]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12页。

[8] 萧清，1987.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M].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9]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62页。

[10]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辑（下册）[Ｍ]．北京：中华书局.pp.651－653。

[1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1辑（下册）[Ｍ]．北京：中华书局.pp.872－873。

[12]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65-567页。

[13]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3-484页。

[14]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75页。

[15] 张家骧，2013. 中华币制史（上）[M]. 知识产权出版社.

[16] 杭谷栋. 说库平，浅议清朝衡制. 钱币博览. 2004, (2): 44.

[17] 袁水清，2012. 中国货币史之最. 三秦出版社。

[18] 张家骧，2013. 中华币制史（上）[M]. 知识产权出版,第 93页。

[19] 1格令=1/7000磅=64.79891毫克。

[20] 张家骧，2013. 中华币制史（上）[M]. 知识产权出版社. 第97页.

[21] 曾賽豐， 曹有鵬，2009. 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一）[M]. 湖南人民出版社.

[22] 王宏斌（2011）认为江、浙、闽三个海关一直在正常运行。其依据是中三个海关关税一直在正常征收。例如，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闽海关征税一年期满，征收盈余，比较上两届短少银53720两。经户部议覆，奏请管关各员按经征月日，照数赔补。而皇帝认为，这一年因台湾用兵影响了税收，因此著令加恩宽免。“所有此次闽海关短少之赢余银五万三千七百二十余两，著魁伦、徐嗣曾、伍拉纳各按经征月日，赔补一半；其余一半著加恩宽免。”(《清高宗实录》第1319卷，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午。)（王宏斌.乾隆皇帝从未下令关闭江、浙、闽三海关[J].史学月刊，2011（6）。

[23] 张燮《东西洋考》编》第三册。

[24] 马土著《中朝制度考》第164-165页。

[25] （1厘 = 10毫 = 0.037301克。

[26] 李明银.十六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原因新探——与李刚、徐文华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3）。

[27] “厘” (质量单位)也作釐。在清代，一厘为“分”的十分之一，“钱”的百分之一，“两”的千分之一。顺治通宝东一厘钱，一厘钱重一钱二分五厘，所谓“一厘”是指每文钱折白银一厘。厘的英语为：“cash”或“le”。在英国商人于1830年代在中国清朝进行商贸活动时就开始用来翻译中文的“厘”。根据清朝康熙年间制定发布，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继续的营造尺库平制为： 0.0000625斤 = 0.001两= 0.01钱 = 0.1分 = 1釐 = 10毫 = 0.037301克。

[28] 《币制汇编》第四册，第259页、第309页。

 [29] 《币制汇编》第四册，第259页、第309页。

[30] 李明银.十六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大量流入中国原因新探——与李刚、徐文华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3）。

[31]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97页。

[32] 《皇朝政典类篆纂》钱币考三。

[33]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咸丰东华录》。

[34] 萧清，1987.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M].山西人民出版社，第39-40页。

[35] 王金華, 張芳. 戶部銀行時期的大清銀行兌換券[J]. 中國錢幣, 2005(4):32-33.

[36] 孙浩. 美钞公司档案中李鸿章像大清银行兑换券承印始末[J].中国钱币, 2013(6):9-12.

[37] 李跃清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J].东方博物 ，2006（4）。

[38] 师伟.顺治通宝“云·一厘”钱［J］.收藏, 2018(9).

[39]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６１１页。

[40] 《皇朝经世文编》卷５３，陈宏谋《申铜禁酌鼓铸疏》。

[41] 萧清，1987.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M].山西人民出版社，第１页。）

[42] 李隆生.清代(1645-1911)每年流入中国白银数量的初步估计[J]. 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 第五卷，2009年（2）。

[43] 萧清，1987.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M].山西人民出版社，第１34-135页。

[44] 清代有“天下铜斤产于云南者十之五六，产于他省者十之三四”（《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一辑，第379页。）。

[45]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29页。

[46] 麦迪森在计算清朝1890年的GDP时，核算了13个行业，种植业、渔业和林业占比68.5%（麦迪森，2011.p.52）。

[47]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起之时，都是艰难困苦，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力求从万死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国民党初起时，不也是一个万众瞩目的革命政党嘛！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希望贵党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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