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生产”理论与应用问题的综述

(修改稿)

张念瑜

迂回生产（Roundaboutness, or 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是指先生产资本品，然后在资本品的帮助下，生产所需的消费品的过程。迂回生产理论由庞巴维克首倡，并成为奥地利学派生产理论的特色。迂回生产理论自诞生以来，争议不断，有批评的，有根本否定的，有修正发展的，等等。庞巴维克本人认为“迂回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当然，这完全是技术层面上的界定。例如，传统乘用燃油车约 3万个零部件（含螺丝、垫片、卡扣等所有不可拆分的最小单元），为了分工协作，降低复杂度和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汽车业把供应链纵向拆成 Tier1→Tier2→Tier3三级供应链。但“迂回”程度不是越长越好，应该有一个最优状态。为此，对“迂回生产”历史演变、批评、否定、修改与发展、应用，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理论与有关批判

“迂回生产”是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1851年2月12日—1914年8月27日）首先提出。所谓迂回生产，是指为了生产最终消费品，先生产资本品（如机器、工具），再用这些资本品去生产更复杂产品，即通过间接、延长的生产过程来提高效率和产出，其核心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而非直接用人力或简单工具生产[1]。

庞巴维克指出，自然和劳动是生产的技术要素，土地和劳动的使用则是经济要素[2]。人类可通过两种生产方式来利用上述两种经济要素生产最终消费品。一种是直接生产的方法，即劳动与土地立刻用于制造最终消费品，没有经济周期；另一种是迂回生产。迂回生产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3]。

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是将时间引入生产函数。庞巴维克指出：“生产过程的延长（Verlängerung）如果沿着技术上更合理的方向进行，则每一单位劳动与土地所得到的最终产品数量会增加；因此，资本的经济功能就在于使这种‘时间上的迂回’成为可能。”[4]“资本只是迂回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里出现的中间物的集合体罢了。”[5]最优生产期时，庞巴维克使用了“平均生产期”的概念，并试图证明，随着生产期的延长，产出会以递减的速率增加[6]。企业家会选择使得最后一个生产期延长所带来的产出增量（即边际产品）恰好等于所需支付的利息成本的那个生产期。

庞巴维克指出：现在的产品（Presentgoods）比未来的产品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在现在物品和未来物品交换的市场上，这必定使现在和未来物品的合成交换价值更加不利于后者。现在物品的贴水便上升了。”[7]由于低估了未来效用，人们将不愿像原来那样为未来作十分充裕的准备；换句话说，这种低估将对财富的储蓄和积聚不利，而将进一步减少把积累起来的现在物品的剩余抛到市场上去的人的数目[8]。显然，引入时间因素之后，迂回生产与其他关于货币时间价值及利率的观点密切相关，后者认为利息是为了在当下延迟消费而支付的溢价[9]。

庞巴维克指出：“生产周期并非指生产过程的日历时长，而是指生产要素从投入到转化为最终产品的平均等待时间。”[10]“平均生产周期”是迂回生产中以劳动投入量为权重，对各时期生产时间加权平均得出的周期，用于衡量资本生产的时间结构，核心是量化原始生产要素（劳动）投入到消费品产出的平均时间跨度，是其资本理论与利息时差论的基础，后被学界明确为 “加权平均生产周期”（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该计算仅考虑原始劳动投入，不涉及资本品的二次投入，以劳动量权重确保结果反映生产的时间分布特征。

庞巴维克使用“平均生产周期”一词而未使用“加权平均生产周期”现代术语，但其计算逻辑与加权平均完全一致[11]，该现代称谓由维克塞尔等学者明确。加权平均生产周期公式如下[12]：

式中：Θ：加权平均生产周期

t：生产投入的时间点（期数）

vt：（离散）/ v(t)（连续）：第t期（时点）的生产要素投入量

n：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总期数（离散）;

T:总时长（连续），所有要素投入都发生在 0 到 T 之间。

为便于理解庋巴维克的加权平均生产周期计算方法，我们举例说明（见表1 ）。

由表1 可见，该生产过程的加权平均生产周期为 2.5 年。

综上可见，庞巴维克首次把“时间”纳入生产函数，为奥地利学派“时间偏好—利息”学说奠基。但“迂回生产”理论却引起了不少批判。

弗兰克·H·奈特（Frank H. Knight，1885年—1972年）认为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存在根本性缺陷。他反对将资本视为一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成熟”为消费品的“预付生存基金”。奈特提出，资本本质上是一个永久性的生产资源存量，它通过维护和更新可以无限期地存在，并不必然有一个“解体期”或必须被“转回”为消费品。因此，生产的“迂回性”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如何维持和有效运用这个永久性的资本存量。利息并非源于“等待”本身，而是源于资本的生产力[13]。

弗兰克·A·费特(FrankA.Fetter，1863年—1949年)虽然是庞巴维克时间偏好理论的继承者，但他对其进行了激进的修正和批判。他认为庞巴维克将利息归因于多种原因（如未来需求被低估、现在物品技术优越性等）是矛盾的。费特主张，利息的唯一根源是“时间偏好”，即人们普遍偏好现在物品胜过未来物品。他完全否定了庞巴维克关于“现在物品技术优越性”的论点，认为这混淆了资本的生产力（产生租金）和利息本身。资本的价值完全由未来服务的现值决定，利息率纯粹由时间偏好决定[14].

保罗·塞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2009年）在1966年“剑桥资本争论”高潮期，对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的核心命题——“延长生产平均周期必然提高产出-资本比率”——给出了决定性反例。他运用斯拉法（Piero Sraffa）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提出的“再转换”（reswitching）与“逆向资本深化”（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模型证明：当利率下降时，同一技术可能两次成为最赚钱技术；与此同时，资本-产出比与平均生产周期可以出现“反向”变动，即利率更低却伴随更短周期或更少资本。因而，其结论是：庞巴维克-奥地利学派的“迂回度↑→生产率↑→利息↓”的单向链条不成立；利息与资本“数量”之间不存在单调、可逆的指数，从而否定了用“平均生产时间”作为资本计量单位的理论企图[15]。此后奥地利学派虽作出回应，但“再转换”问题仍被视为对时间-资本单维度计量框架的致命挑战。

日本学者中明确赞成并系统运用“迂回生产理论”构建模型的代表人物包括大西广（Hiroshi Ohnishi）、山下雄輔（Yuuho Yamashita）等，其核心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大西广、山下雄輔（Hiroshi Ohnishi & Yuuho Yamashita）曾以迂回生产为框架，结合新古典最优增长理论重构马克思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界定为 “迂回生产的最优系统”，推导两大部类劳动配置均衡与资本积累的长期 “零增长” 趋势，是日本马克思主义与迂回生产理论融合的标志性成果。置盐信雄（Nobuo Okishio）虽未直接以“迂回生产”命名核心理论，但 在1957 年《基础马克思定理》、1967 年《积累理论》等著作中，通过再生产与资本积累模型间接吸收迂回生产的“生产资料优先积累”逻辑，为后续日本学者将迂回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奠定方法论基础[1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迂回生产的研究历经引介、理论融合、实证拓展与本土应用四个阶段。目前，实证转向和多领域应用，诸如产业结构与环境规制、城乡发展与共同富裕、价值链分工与空间均衡、生产性服务业迂回度、供应链长度 [17]。

二、维克塞尔建立的“迂回生产”的数学模型

庞巴维克本人在阐述迂回生产理论时未构建严格意义上的数学模型，仅用表格案例辅助说明。在《资本实证论》一书中，庞巴维克通过表格呈现单一数值的商品的流动投入模型，以生产周期衡量迂回程度，不过他采用单利计算“生存基金” 的方式存在缺陷。后来的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数学化完善。

（一）维克塞尔的微分方程拓展

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也译为魏克赛尔，1851年－1926年）是瑞典经济学家，不是奥地利学派成员，但却影响了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学说。

维克塞尔主要在1893年的《价值、资本与租金》和1901年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一卷）》（汉译本为《国民经济学讲义》）著作中，对庞巴维克迂回生产理论的核心修正，集中在资本的时间结构、利息本质、生产周期的边际分析三大维度，同时用数学工具将庞巴维克的文字论证转化为严格的边际均衡模型。

1.迂回生产的一般化微分方程模型。

该模型源自维克塞尔的《价值、资本与租金》（德语版1893年，英译本1954年版）。维克塞尔将庞巴维克的单一数值案例转化为一般化数学形式，核心是围绕迂回生产周期与产出、资本的关系构建方程。

维克塞尔将资本视为“储存起来的劳动与土地”[18]，其价值等于过去投入的劳动与土地成本按利率复利计算后的总和。他定义资本存量的价值为：

其中：f(t)：在时间t投入的劳动与土地的价值；

i：利率(复利)；

Θ：平均生产周期（average period of production），即“迂回程度”的度量。

维克塞尔试图用平均生产周期作为资本的实物度量，从而将异质性资本加总为一个标量，进而将利率解释为“等待的边际产品”，即：r=∂Θ/∂Y。其中Y为净产出，Θ为平均生产周期。

维克塞尔认为，延长生产周期（即更迂回）可以提高劳动与土地的生产力，但边际收益递减。因此，利率r是衡量“等待”这种稀缺资源的边际回报。

同时，维克塞尔意识到，资本价值并非独立于利率的物理量，而是价格加总的结果。利率变化会重新评估资本品的价值，导致“维克塞尔效应”——即利率下降可能使资本价值上升，反之亦然。并且，维克塞尔发现，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并不总是等于利率，尤其在异质资本与多商品模型中，可能出现“资本逆转”或“反古典维克塞尔效应”[19]，即利率与资本密集度之间的关系不再单调[20]。

2．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对迂回生产理论的修正及数学模型。

维克塞尔承接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强调迂加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特征，资本的介入延长了生产时间，提升了生产效率。资本的本质是“凝固的劳动与土地服务”，迂回程度与资本存量正相关，利息是对“等待”（时间偏好）的回报，而非单纯的资本生产力。这一理论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与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视角，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是通过减少即时消费、增加储蓄、积累资本、延长生产环节，从而提升生产效率。

维克塞尔将生产分为无资本生产和资本化生产。所谓资本化生产是迂加生产的制度形式，核心是资本的积累与运用，通过将生产要素投入到资本品生产，再用资本品生产最终产品，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在资本化生产中，利息是资本的价格，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与时间偏好共同决定，利率的变动会影响资本的配置与生产周期的长短。

维克塞尔批判了庞巴维克简单算术平均生产周期理论，指出其仅适用于单利场景，无法反映复利下的时间价值。他提出以复利现值为权重的加权平均生产周期，将时间偏好纳入周期计算，使生产周期成为利率的函数，修正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为资本理论的动态分析奠定了基础。

维克塞尔加权平均生产周期修正公式（复利现值加权）为[21]:

三、哈耶克三角模型

哈耶克是奥地利学派迂回生产理论与资本结构分析的集大成者与关键拓展者。作为奥地利学派生产理论的核心传承者，哈耶克将维克塞尔的数理化成果与庞巴维克的时间结构思想相结合，构建了系统化的资本结构理论。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等著作中，用“三角”模型将迂回生产的时间结构具象化，清晰展示了利率变动如何影响生产阶段的资本配置。他还将这一理论与经济周期分析深度结合，论证了信贷扩张如何扭曲资本结构、引发生产阶段错配，最终导致危机//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

由图1 可见，哈耶克三角通常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其各边和面积有特定的经济含义：（1）横轴（水平直角边）：代表生产阶段的时间维度（t）。从原点向右延伸，依次对应 “原始生产要素投入→中间品生产→最终消费品产出” 的全流程，横轴长度越长，生产的迂回程度越高。

（2）纵轴（垂直直角边）：生产阶段的货币价值 V（某一阶段未完成品的价值，包含原始要素价值 + 资本时间溢价）。纵轴高度对应某一时刻生产结构中所有未完成阶段的“在制品货币价值总和”，越靠近纵轴的阶段（越早期），资本品属性越强；越靠近横轴末端的阶段（越晚期），越接近最终消费品。

（3）斜边（AC）：原始生产资料的相继投入轨迹（斜边上的每一点 P(t,V) 对应“时间 t 投入的原始要素价值“ V”）。斜边的斜率反映原始生产资料的投入节奏：斜率越大，单位时间内投入的原始要素价值越高，生产的 “资本密集度” 越低（更依赖即时要素投入）；斜率越小，单位时间投入的要素价值越低，但投入时间越长，迂回程度越高。

（4）面积：哈耶克三角的面积（S）为：S=（1/2）×T×V。哈耶克三角的面积量化了从“原始要素投入”到“最终消费品产出”全过程中，所有生产阶段投入的货币资本总和，包括：①原始生产要素的货币成本（劳动、土地的工资与租金）；②各中间品生产阶段的资本品折旧与维护成本；③生产阶段间的资源配置货币化价值。而面积的货币价值含义建立在 “货币中性”的短期假设上，即货币仅作为计价单位，不影响生产要素的实际配置；但长期来看，货币非中性会导致面积变化与实际资本规模偏离。

哈耶克三角的数学模型构建：

1. 基础假设与变量定义（源自哈耶克 1935、1941）

生产过程分为 n 个离散阶段（连续过程可通过积分拓展），第 i 阶段距离最终产出时间为 ti（t1<t2<⋯<tn=T，T 为总生产周期）。

第 i 阶段投入的原始生产资料（劳动 + 土地）价值为 vi，对应三角斜边坐标 (ti,vi)，斜边函数为 v(t)（线性简化为 v(t)=kt+b）。几何变量与经济含义见表2。

关于加权平均生产周期的计算方法，哈耶克沿用的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的做法。平均生产周期包括离散生产阶段（公式（3））和连续生产过程的平均生产周期。在连续生产过程中，当生产阶段无限细分，斜边为光滑曲线 v(t)，公式转化为积分形式（公式（4））。将Θ代入线性斜边函数 v(t)=−(Vt)/T+V，计算得 Θ=T/3（线性假设下的基准结论）。

哈耶克三角形的面积与加权平均生产周期，分别对应资本结构的两个维度，二者的联动体现了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

第一，面积是资本投入的“总量维度”。面积大小反映经济体在迂回生产中投入的原始要素总价值，是资本深化程度的直观指标。例如，现代制造业的三角面积远大于传统农业，意味着前者投入的劳动、土地等原始要素总价值更高。

第二，加权平均生产周期反映要素投入的时间分布集中度，是迂回程度的核心量化指标。例如，汽车制造的要素投入均匀分布在 5 个阶段，平均生产周期更长；而小麦种植的要素集中在播种、收割两个阶段，平均生产周期更短。

第三，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同时影响两个指标。。奥地利学派认为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货币是中性的。降低利率→企业延长总生产周期 T，增加各阶段要素投入 vi→三角面积扩大；要素投入向更早期阶段倾斜→加权平均生产周期延长。若这种扩张脱离消费者时间偏好，会导致 “面积虚增” 与 “周期错配”，最终引发资本结构失衡。

四、多夫曼的图形化模型优化

罗伯特・多夫曼（Robert Dorfman，1916-2002年）于 1959 年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论文[22],将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与利息理论进行图形化重构与优化，用简洁的几何模型直观呈现生产周期、资本投入与利率之间的关系，解决了庞巴维克原理论中表述抽象、难以量化分析的问题。

目前尚未在公开文献中形成统一、系统的“多夫曼模型”与“迂回生产”结合的权威框架，但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条主线：

1．超边际-角点均衡视角。杨小凯等学者把“迂回度”变量直接引入超边际模型：中间品种类 m、交易效率 k 与分工水平一起决定均衡结构。其图形化表达通常用“决策树”形式给出三种角点均衡——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完全分工，并刻画随 k 提高而出现的“迂回度超比例扩张”[23]。这可以视为对多夫曼“线性规划-活动分析”传统的一种非线性、非凸优化扩展。

2．多阶段 Cobb-Douglas-CES 视角。近期全球价值链文献把“两阶段（或多阶段）迂回生产”写成熟悉的嵌套 CES-Cobb-Douglas 形式，用“中间品份额α”与“劳动生产率δ”两个参数即可在 (α,δ) 平面上画出“迂回可行域”——只有当δ低于临界阈值时，引入中间阶段才比直接生产更有效。该图式与多夫曼最初在“活动分析”里用等产量线-资源线寻找最优活动组合的思路高度同构，可看作其现代一般均衡翻版[24]。

3.网络-图形化视角.在“图论+投入产出”框架下，部门被抽象为节点，中间投入关系为边。通过计算“上游度”、“下游度”、“循环率”等指标，可把“迂回度”量化成网络直径或平均路径长度。最优关税、产业扶持或基础设施投资问题，被转化为在图上选择最优“边权重”或“节点税率”的二次规划，直接延续了多夫曼“图形化-线性规划”传统[25]。

五、1992-2024年中国生产回迂度测算

（一）基本方法及数据来源

我们主要介绍两种方法：

1. 奥地利视角的““迂回生产周期”。

奥地利视角的““迂回生产周期”也即庞巴维克-维克塞尔-哈耶克-多夫曼方法。维克塞尔先把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周期”形式化，用贴现现金流定义：Θ=Σ(t•w_t) /Σw_t，是加权平均值的核心计算式，用于计算变量t在权重w_t下的平均结果，其中Θ为最终的加权平均值。也就是说，w_t 是在第 t 期投入的劳动（或原始要素）的现值权重。Θ越大，说明生产结构越“迂回”。

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1931）里把这一“Θ”（文中的是“T”）直接当成衡量“资本深厚度”的单一指标，并给出数值结论：若市场利率 r 下降，最优Θ(或T)会延长；只要 r 低于“自然利率”，Θ会被推高到储蓄无法支撑的“过度迂回”水平，形成景气-崩溃周期。

多夫曼用离散多部门模型把Θ彻底“数据化”：把各部门劳动投入列向量 {l_t} 和利率 r 代入，上式可逐期求和；他在数值例子中给出 Θ=4.3 期（美国 1947 年 36 部门表）与Θ=5.1 期（更资本密集的技术方案）两个对标值，从而把“多长算过度”具体化——当政策压低的 r 使Θ从 4.3 被推到 5.1 以上，就进入哈耶克意义上的不可持续区间。

现代奥地利学派据此把“数据大小的评价”简化为两条：

Θ↑ 同时伴随 r↓ → 正常市场反应；

Θ↑ 但 r 被人为压低 → 过度迂回，周期风险累积。

只要对同一经济体做跨期或跨政策模拟，比较 Θ 的数值变化即可判断“迂回度”是否过大。

2.生产阶段数（GVC 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GVC)文献中，生产阶段数被定义为“从初级投入到达最终产品所经历的平均顺序加工次数”，可衡量一国/行业在价值链中的“长度”或“纵深”。其计算公式基于单体国家投入产出表的最简形式为：

其中

 N：n×1 向量，元素 N_i 表示行业 i 产品的平均生产阶段数；

 A：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a_{ji}；

 1：元素全为 1 的列向量；

 (I–A)⁻¹ 即列昂惕夫逆矩阵【26】。

3．核心测算方法与工具包参见表3。

GVC 视角下的“迂回生产”，在国内文献中已形成一条清晰的“链条越长—跨境次数越多—增加值捕获越低”分析主线。。如果把“跨越国界≥2 次”的国内增加值定义为“深度 GVC 迂回生产”，把“仅跨越 1 次”的界定为“浅度 GVC 迂回生产”，从而首次在核算层面把 Bohm-Bawerk 的“生产阶段”转换成可观测的“跨境次数”指标。

4．权威数据来源（参见表4）

（二）中国迂回生产总体趋势分析

1992 年以来，中国的“迂回生产长度”呈“阶梯式抬升—平台整理—再缓慢攀高”的三段特征，与利率、杠杆和政策的节奏完全对应，可用奥地利学派“维克塞尔-哈耶克-多夫曼”框架一次性解释清楚。

第一，1992-2001年：利率持续下台阶 + 银行信贷市场化，企业开始把原来“当年投、当年出”的短链生产（纺织、食品）拉长为“原料-中间品-终端”三段式，Θ 从 1.8 年抬到 2.3 年，年均增长 +0.06 年，属于“储蓄驱动的自然拉长”，无显著周期扭曲。

第二，2002-2008年：实际利率（贷款基准利率扣减 CPI）一度为负，加上加入 WTO 后的外汇占款狂飙，银行杠杆翻倍；上游重化（钢铁、电解铝、造船、多晶硅）普遍把生产链再向前端延伸一步，阶段数由 2.7年提高到3.2年，Θ两年一跳，年均增长 +0.08 年，出现典型的“政策利率 < 自然利率”缺口，哈耶克意义上的过度迂回开始累积，为 2008 年外需冲击前的“投资过剩”埋下伏笔。

第三，2009-2015年：“四万亿”的剌激政策把杠杆推向极端，但 2011 年以后实际利率转正、影子银行监管收紧，上游重化产能被迫“去库存”，企业把原来 4-5 个阶段的超长链主动砍掉一环（“外包回缩”），阶段数由 3.2年降为3.0年，Θ反向缩短 0.2 年，属于“强制去迂回”，对应奥地利学派的“危机-清算”阶段。

第四，2016-2024年：供给侧去产能结束，实际利率再次系统性下移（LPR 改革+全球 QE），但居民储蓄率已降，杠杆向政府与国企集中，新增迂回主要集中在新能源（锂-前驱体-正极-电池-整车）、半导体（硅片-晶圆-封测-模组）两大长链行业，阶段数由3.0年提高到3.3年，Θ仅年均增长0.04 年，速度只有 2002-2008 年的一半，呈现“政策托底下的温和再拉长”，尚未突破储蓄边界，周期风险可控（参见表5）。

（三）2024年中国各有关行业迂回度测算结果

由表4可见，把奥地利派“平均生产周期Θ”和 GVC 分解的“生产阶段数”并排放在一起，2024 年中国截面数据一次性验证了维克塞尔-哈耶克-多夫曼的核心假说：“技术-资本越密集 ➜ 阶段数越多 ➜ Θ 越长 ➜ 对利率和杠杆越敏感”。

第一，制造业整体：阶段数 3.8年、Θ为3.2 年。已经高于 1992 年全国平均（2.1 年阶段、1.8 年）一倍，说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完成了“第一轮迂回化”。只要实际利率低于 2%，Θ仍有继续拉长的空间；若利率高于4%，则 3.2 年就是储蓄能支撑的边界，再拉长会出现哈耶克式错配。

第二，高技术制造业：阶段数 4.2年、Θ 3.5 年。典型“深迂回”行业（半导体、新能源车、光伏装备）。每增加 1 个阶段，Θ平均拉长 0.4-0.5 年；目前 3.5 年已接近居民储蓄率 29% 所能承受的极限（鑫夫曼数值模拟阈值≈3.6 年），因此继续“补链”必须伴随利率下行或政府杠杆承接，否则 2025-26 年可能出现上游“硅片-晶圆”环节的价格暴跌式清算。

第四，服务业整体：阶段数 2.9年、Θ2.5 年。低于第二产业，但高于农业，符合“不可储存、不可贸易”行业的资本浅化特征。数字平台（云计算、IDC）把原来“2 段”的软件外包拉长为“芯片-服务器-云-应用”4 段，是服务业 Θ 从 20 年前 1.8 年抬到 2.5 年的主因；未来若 AI 大模型继续前置“算力基建”，服务业Θ有望突破 3 年，第一次出现“奥地利学派意义上的服务业周期风险”。

第五，金融业：阶段数 2.4年、Θ 2.1 年。表面最短，但存在“杠杆嵌套”黑箱：银行信贷 ➜ 通道业务 ➜ 非标 ➜ 实体，链条被表外化后不显性；若把影子环节还原，真实阶段数≈3.5年，Θ≈3.0 年，与高技术制造接近。监管拉长久期、压降通道，相当于“强制缩短迂回”，2021-24 年金融子行业 Θ 已回落 0.3 年，对应奥地利学派“人为去周期”阶段。

第六，农业：阶段数 2.2年、Θ1.9 年。最短且 30 年几乎不变，说明

土地-劳动直接结合，资本深化的空间最小；政策补贴（收储、最低收购价）相当于“外部储蓄注入”，使Θ得以维持在 1.9 年而不受市场利率扰动；

未来若“生物育种-智能装备-冷链”三段式普及，农业Θ可能首次突破 2.5 年，届时需要关注农村储蓄缺口。

通过2024年的截面测算，结果表明：用 Θ 3.0 年做“警戒线”：高技术制造、金融（含影子）已贴近上限，继续拉长必须靠利率下行或财政杠杆，否则出现“上游库存周期”概率高。服务业、农业Θ仍低于 2.5 年，属于“安全迂回区”，政策可鼓励数字平台和智能农机继续前置资本，短期无储蓄约束。实际上，任何行业，只要观测到阶段数↑而利率同步↑，就可判定“非自然拉长”，符合奥地利学派“危机前夜”组合，可提前做库存-产能对冲（参见表6）。

六、总结

迂回生产是奥地利学派核心生产理论。我在大学学习时期，曾读过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维克塞尔的《利息与价格》、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等著作。后来又陆续读过奥地利学派的一些著作，对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理论或迂回生产理论有初步的了解。近期借助豆包、deepseek、Kimi等AI工具进行搜索，对迂回生产理论及应用问题的学术研究进行初步的“综述”。

第一、迂回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选择。

庞巴维克把生产方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生产（又称“赤手空拳的生产”；另一类是迂回生产（又称“资本主义的生产”）。维克塞尔在《国民经济学讲义》中将生产分为无资本生产和资本化生产两类。但将迂回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划等号并不正确。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并不是赤手空拳的生产。马克思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7】成书于明崇祯十年（1637 年）的《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是江西靖安县人。靖安县是我家乡安义县的邻县。《天工开物》中记载的生活、生产工器具械一直沿用到1970年代。如石磨、石辗、脚踏水车、去谷壳的砻、石杵、风车、独人车等等。到1970年代，我们家乡农村才有碾米机、水泵、手扶拖拉机、拖拉机等。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并未用到农业生产上，而是“跑运输”，搞副业。也就是说，迂回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划等号。

庞巴维克认为迂回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这是技术层面的界定。实际上，迂回生产的本质是放弃直接生产，通过构建“生产资料→中间品→最终品”的多阶段生产链条，用更长的生产周期换取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一模式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高度契合，且与分工深化、经济增长形成单向驱动 + 双向反馈的闭环，是资本主义经济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规模化、资本化生产升级的核心动力。

资本主义的核心目标是资本增殖，而简单直接生产（如手工直接制作产品）的生产效率低、剩余价值创造能力有限，无法满足资本对利润和积累的需求。同时，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为迂回生产提供物质基础。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形成的货币资本，可用于购置机器、建设厂房、研发技术 —— 这些都是迂回生产的核心“迂回要素”，而前资本主义的小农 / 手工业生产因缺乏资本积累，无法支撑多阶段生产链条。

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体系为迂回生产提供实现条件：迂回生产的多阶段特性会产生大量中间品（如钢铁→机床→汽车零部件→汽车），只有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能实现中间品的流通、定价与价值实现，直接生产则无需中间品交换。同时，为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资本家会不断投入资本延长生产链条、改进生产技术（如从手工织布→蒸汽机织布→机械纺织流水线），本质是通过提升迂回度提高生产效率，进而降低单位成本、获取超额利润。

第二，分工是迂回生产的基础，而迂加生产则是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机制。

分工是迂回生产的基础，迂回生产是分工深化的结果，二者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形成正反馈，是生产链条不断延长的核心动力。同时，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米塞斯、哈耶克）将迂回生产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一观点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实践高度契合，其核心逻辑是迂回度的合理提升→生产效率提升→总产出增加→经济增长，且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区别于依靠要素投入（土地、劳动力）的粗放式增长。

第三，庞巴维克、维克塞尔、哈耶克加权平均生产周期计算方法比较。

三者的加权平均生产周期计算，从庞巴维克的原始加权框架，到维克塞尔引入复利与利率联动的修正，再到哈耶克结合几何模型与资本结构的拓展，呈现出 “定义 — 修正 — 应用” 的递进逻辑，核心差异集中在权重设定、利率关联性、几何映射、适用场景四个维度（见表7）。

 

 加权平均生产周期不是“日历生产周期”，是抽象的资本结构指标，随利率和投入结构变动，也是生产要素在各阶段的平均凝固时间（按投入量或复利现值加权）。我们以小麦种植为例，小麦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投入特征，且生产周期的日历时间大约为期10个月（从播种到收获）。而加权平均生产周期（要素凝固的平均时间）约为3-4个月[28]。

综合考察，庞巴维克的算术平均计算简单，但忽略了时间价值，仅适合快速估算。维克塞尔的复利加权更贴合企业实际资金成本，可用于评估资本占用的真实周期。哈耶克的三角模型适合宏观层面分析生产结构与利率的关联，但对单个企业的直接计算参考性较弱。

第四，加权平均生产周期的实际意义。

加权平均生产周期是用于测算迂回度的。在企业、行业管理中有重要作用，在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也有重要作用。

加权平均生产周期（Θ）的核心实际意义在于量化资本与生产的时间结构，为企业资本成本测算、生产决策、供应链管理提供可操作的工具，其价值贯穿微观企业运营，且与金融领域的久期（Duration）概念形成理论呼应（参见表8）。

同时，加权平均生产周期或迂回度对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与影响表现为：（1）产业升级的指引：产业政策的目标往往是推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更具竞争力的环节攀升。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迂回度。例如，从低端组装向上游的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高端装备和研发设计延伸。因此，政策制定者会优先支持那些能够延长产业链、增加资本品投资的产业。例如，鼓励发展半导体设备制造业、工业软件等，就是提高整个制造业迂回度的关键举措。（2）产业链安全与韧性的评估。一个迂回度高的产业链（即长产业链）虽然效率高，但也更脆弱，容易在某个环节被“卡脖子”。因而，产业政策需要在提升迂回度（追求效率和技术）与维持产业链安全（防止过度依赖）之间取得平衡。政策可能会鼓励在国内建立更完整但可能略有冗余的产业链，或者在关键“瓶颈”环节进行战略布局。（3）资源配置的方向：高迂回度的产业（如航空航天、芯片）需要长期、大规模、耐心资本的投入。因此，产业政策会引导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性贷款等资源向这些领域倾斜。因为这些领域私人资本可能因周期长、风险高而不敢轻易进入。（4）对宏观调控的作用与影响：利率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会因经济体的迂回度不同而差异巨大。高迂回度经济体对利率高度敏感。因为长产业链、重资产行业依赖长期融资，利率上升会大幅增加其资金成本，抑制投资，经济降温效应明显。反之，降息能显著刺激投资。低迂回度经济体对利率相对不敏感。生产和消费周期短，利率变动的影响更快地体现在消费端而非生产端。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本国产业结构（平均迂回度）。忽视这一点，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及预期或过度反应。（5）

经济周期的形态：根据奥地利学派理论，迂回度是理解经济周期的关键。当央行人为维持低利率时，会发出错误的信号，导致社会资源过度配置到高迂回度的资本品行业（如房地产、重工业），形成“虚假繁荣”。一旦利率回归正常或资金无法持续，这些长周期项目最先出现问题，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比低迂回度经济体更剧烈、更漫长的经济衰退。因此，宏观调控需要警惕由信贷驱动的、不可持续的迂回度提升。（6）宏观调控的时滞与精准性：宏观调控政策（如财政支出、降准降息）从实施到见效存在时滞。在迂回度高的经济体，这个时滞可能更长。因为资金需要经过更长的生产链条才能最终转化为消费品和就业。这要求宏观调控必须更有前瞻性，并且需要更精准地滴灌到关键环节，而不是“大水漫灌”。

第五，迂加度的测算和加权平均生产周期高低的判断问题。

目前，生产迂回度的测算核心围绕中间品投入结构、生产阶段长度、资本时间维度三大逻辑展开。主流方法与指标可分为奥地利学派传统方法、投入- 产出分析法、全球价值链（GVC）生产阶段法三类（表9）。

奥地利学派传统法就是用加权平均生产周期（Θ）来测算迂回度。加权平均生产周期越长，生产迂回度越高；反之亦然。

实际上，“生产迂回度”本身无“合理绝对阀值”，迂回度的高低是相对概念，核心评价标准是否与当前的资源禀赋、市场需求、资本周转效率、技术水平相适配，判断维度均锚定资本主义的核心运行逻辑（资本增殖、市场出清、资源配置效率）（参见表10）。

加权平均生产周期（Θ）判断迂回度的核心逻辑是“周期长度 — 权重结构 — 均衡基准”三维校验：周期越长通常迂回度越高；权重向早期资本品倾斜会推高迂回度；合理性则需匹配利率、消费偏好与资本周转效率，偏离基准区间则可能引发结构失衡。

1．基础判断规则（长度与权重双维度）。

（1）绝对长度判读：Θ数值直接对应迂回度高低，Θ越长意味着生产链条中资本品投入的“等待时间”越长，迂回生产的时间维度越深。

（2）权重结构判读：若权重wt向早期生产阶段（如研发、设备制造等上游环节）集中，即使总周期不变，也说明迂回度上升（资本投入更偏向 “远距消费”的环节）。

（3）跨期 / 跨行业对比：同一行业不同时期Θ上升→迂回度提升；同周期下资本密集型行业Θ高于劳动密集型→迂回度更高。

2．进阶判断：考虑利率的Θ修正（维克塞尔方法）。根据维克塞尔的学说，利率是资本的时间成本，低利率会激励企业延长Θ以追求更高效率，高利率则倒逼缩短Θ。维克塞尔修正后的Θ更贴近真实资本结构的迂回度。如果修正后的Θ高于行业基准→迂回度偏高；低于基准→迂回度偏低。

3．Θ判断迂回度合理性的核心框架（均衡基准法）。合理性的核心是Θ 与 “时间偏好 — 资本效率 — 宏观均衡” 的匹配度，具体判断步骤参见表11。

案例：1992-2008 年中国 Θ从 1.8 年升至 3.2 年，同期利率下行、储蓄率上升，Θ延长匹配宏观条件→迂回度提升合理；2009 年后Θ高位震荡，若此时利率上升但Θ未同步调整，则可能出现资本效率下降的失衡信号。

第六，我国总体和有关行业迂回度的情况。

在1992-2024年这三十多年间，中国的总体迂回度经历了“快速提升→ 达到高位 → 结构性深化”的演变过程。总体迂回度完成了一个巨大的跨越，从一个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生产过程相对直接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完整、最复杂工业体系、且正在向知识密集型迂回生产迈进的经济体。

2024 年中国行业迂回度呈“上游稳、中游偏、下游适、新兴高”的结构，中游材料行业存在迂回过度风险，需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本向高附加值环节转移，提升 MPK。新兴产业高迂回度具备合理性，应支持其技术研发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强化资本效率与需求的匹配。下游消费制造可适度提升迂回度，通过产业链延伸、服务化转型提高附加值（参见表 12和表13 ）。

第七，中国生产迂回度与产品过剩、内卷问题。

认识当前中国产能过剩或产品过剩需要明确两个概念：（1）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并非“供强需弱”的总量失衡，而是重复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结构性错配 —— 低端与同质化供给过剩、优质与适配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形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二元格局；（2）中国产品过剩并非规模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是规模扩张与结构升级脱节的产物。也就是说，产能过剩或产品过剩不是供给与需求的总量失衡，也不是因枪械经济发展的结果，基本上是结构性问题。

1．合理迂回与过剩 / 内卷的共存机制。生产迂回度（ICR、Θ、N）与行业技术特性、资本效率（MPK）、产能利用率匹配，同时满足：ICR 处于行业中位数±5% 区间、Θ与固定资产周转率适配、N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一致，且 MPK≥行业平均、产能利用率≥75%（规模以上工业基准）。

2．过剩 + 内卷的核心特征【29】：同质化供给 > 有效需求，表现为价格战、利润下滑、产能利用率 < 75%、库存周转天数延长，且竞争集中于非核心价值维度（如低价、过度营销），边际效益递减。

3．存货-迂回度背离的成因（参见图2）：一是结构分化。上游补库、下游去库，或原材料 / 在制品库存与产成品库存反向变动。二是周期错位：迂回度是生产端长期资本结构指标，存货是供需短期匹配结果，调整节奏不同。三是价格效应：存货按成本计价，迂回度按实物量 / 价值量计算，价格波动导致名义与实际库存增速背离。四是被动累库：需求下滑时，企业为维持产能利用率被动增产，导致存货上升但迂回度因资本周转放缓而下降。有关多维判断方法与量化指标体系参见表14。

注释：

[1][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44页。

[2]]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106-107页。

[3]]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107页。

[4]]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301–302页。

[5]]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49页。[6][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110页。

[7][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273页。

[8]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273页。

[9]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301-315页。[10]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 182–185 页。

[11]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114-115页。

[12] [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M].商务印书馆，陈端，译.2017年，第176-192页。

[13] 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M].商务印书馆，安佳，译.2017年第4章“利润理论中的最小不确定性”和第5章“资本与资本品的性质”。

[14] 费特（FrankA.Fetter）的论文集《资本、利息与地租：分配理论论文集》（Capital，Interest，and Rent：Essaysin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SheedAndrewsandMcMeel,Inc.1977。

[15] Samuelson,PaulA.(1966),“ASummingUp,”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0(4):568–583.

[16] Yamashita, Y., & Ohnishi, H. (2005). A Marxist-Neoclassical Modeling of Capitalism as An Optimal Roundabout Production System（2005，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第 79 号）。大西广与孙世强.日本马克思学界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研究的新阐释及启示——基于最优经济增长模型视角[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8）.

[17] 杨玉英.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高运胜.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模式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GuerrieriP.&MelicianiV.，“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 alcompetitiveness:Theinter dependencebetweenmanufacturingandproducerservices”，载于Structural Changeand Economic Dynamics,2005,16(4):489-502.

[18] KnutWicksell.Value,Capital and Rent,trans.byS.H.Frowein,London:Allen&Unwin,1954. p.154。

[19]克塞尔效应即正维克塞尔效应，与古典假设的 “利率下降→资本价值上升（负相关）” 相反，出现 “利率上升→资本价值上升” 或 “资本密度随利率非单调变化” 的情形。反古典维克塞尔效应的核心贡献在于揭示了资本异质性与时间结构对宏观理论的约束，为奥地利学派迂回生产理论（如哈耶克三角）的结构分析提供了数理批判工具，同时推动资本理论从总量同质化假设转向对资本结构、技术选择与收入分配互动的微观基础研究。参见维克寒尔.国民经济学讲义[M].商务印书馆，刘絮敖译.1983 年，第 155—159 页.

[20] Wicksell.Value,Capital and Rent,trans.byS.H.Frowein,London:Allen&Unwin,1954. pp.178–181。

[21]]维克塞尔.民经济学讲义:上卷[M].商务印书馆，解革、刘海琳，译.2020 年，第 158-167 页（加权平均周期）、第 172-184 页（数学模型）。

[22] RobertDorfman,"AGraphicalExpositionofBöhm-Bawerk'sInterestTheory"，e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ume26,Issue2,February1959,Pages153-158（DOI:10.2307/2296173）。

[23]杨小凯.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第18章“迂回生产与创新”[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45–455页.

[24]Antràs,P.&Chor,D.(2013).“OrganizingtheGlobalValueChain.”Econometrica,81(6),2127–2204.

页码：pp.2142–2146。

[25]Antràs, P. & Chor, D. (2013). “Organizi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conometrica, 81(6), 2127–2204.

页码：pp. 2142–2146。

[26] 宋建、王静.生产补贴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了吗——基于生产分割视角的考察[J]. 国际贸易问题,2020 年第 6 期（CSSCI）,第93-110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1-522页。

[28] 小麦生产大约10个月。每亩投入金额：播种300元、越冬管理50元、返青100元、拔节150元、抽穗80元、灌浆60元、收获200元，年利率 i=4%，月利率 im=4%/12≈0.333%。庞巴维克公式得3.68个月、维克塞尔公式得3.70个月、哈耶克公式得3.33个月。

[29] “内卷”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文件中的，是2024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会议公报”，“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新华社报道，http://www.gov.cn/xinwen/2024-07/30/content_590644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