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官办教育和民办教育

         张念瑜

【提要】唐朝是一个世界意义的强国盛世。这与它开放、包容、竞争和宽松的文化教育国策密不可分。儒、道、佛三教并立，文化多元化发展，促进了唐代社会的繁荣发展。

唐代前期以官办教育为主，后期民办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官学中的“六学三馆”是“高级干部子弟学校”，良好的教育使“高干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唐代制定了严格的学制、考试、督学和教师管理制度，引入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保证了人才甄别、遴选的质量。同时，唐朝的教育也是开放性的，国子监接纳各国留学生，并允许他们参加科举考试，促进了文化交流。

唐代教育以儒家和道教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举办了相关专科学校。但教育的主体与科举考试接轨，扼制了创新思维的培养。儒家、道教经典是“哲学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受这种教育的历史影响，导致宋代神秘主义文化泛滥成灾。这也是近代科学不能产生于中国的根源之一。

 一、唐之前国家设立太学的历史沿革

   自古代以来，中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很早就有学校。在夏、商、西周时期，学校都是由政府主办，也即“学在官府”，学生都是贵族，教师都是现任的官吏，学成，“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王制》）

    夏称学校为“校”，殷称之为“庠“，周称之为“序”。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

在西周，天子设立的大学称之为“辟雍”[1]，可理解为国立大学。地方诸侯办的大学为泮宫[2]。《小戴礼·王制篇》：“天子虑辟雍，诸侯曰泮宫。”战国时期最有名的地方大学是齐国的“稷下学宫”。

两汉时期国家的最高学府称为“太学”。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在长安建立太学。因秦覆灭之后，六经中的《乐经》失传了，剩下《诗》《书》《易》《礼》《春秋》五经。所以汉武帝只立了五经博士，形成了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家意识形态。《论语》和《孟子》以及《孝经》虽然是官学必读书，但尚不在五经之列。

永安元年（258年）东吴景帝孙休创立国学，设太学博士制度，诏立五经博士，为建业太学之滥觞。西晋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年）初立国子学[3]。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但国子学仅限五品官以上的贵族子弟方可入学。国子学在西晋（266-316年）并不景气，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时兴时废。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晋元帝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设太学，历经南朝宋、齐、梁、陈，建康太学绵延不断。南朝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召雷次宗至京师（今南京），在鸡笼山建立国子学馆，聚徒百人教授。北齐改国子学称之为“国子寺”。隋平陈以后，实行抑制江南地方势力的政策，摧毁六朝宫苑，建康太学中断。隋开皇初年，决定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开皇十三年（593）国子寺不再隶属于太常，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大业三年（607）改称国子监。

二、唐代中央官学机构及课程设置

  唐建国之后，沿袭隋制,“尊崇儒术,兼重佛老”，重新把儒术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二年（619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并亲自到国子监参加“释奠”[4]。贞观二年（627年），唐太宗明确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5]。同时，唐代形成了兼容道、儒、佛的宽松态势（喻本伐，熊贤君，1991，p.195），确立了相对开明宽松的文教国策。

唐代积极开办官学（表1-1），同时，对私学不支持也不反对，私学得到发展。在官学体系中，唐代官学系统主体，形成了升迁的序列，即县学→州（府）学→四门学→太学→国子学（喻本伐，熊贤君，1991，p.204）。

唐代中央官学是以六学三馆为骨干，以相关部门的专科教育相补充的教育体制。“六学”是指国子监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筭学。“三馆”是指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和宗正寺的崇玄馆。

（一）国子监

国子监是唐朝中央政府最高教育机构。由于尚书省礼部主管学校和科举考试，因而，国子监要受礼部的业务指导。

所谓国子，是指公卿大夫的子弟[6]，“监”是官司别名[7]。因而，国子监实际上就是高干子弟学校。国子监的首席或主管称之为“祭酒”，官品为从三品。司业（副主官,）2人   从四品下。教职员工和学生编制共为2319人。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8]，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筭学、广义馆七个学馆（表1-2）。不同学馆的内容与教学要求是不同的。

1．国子学馆。设置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传》五门专业课程，每经各60人，也学习其他儒家经典：《孝经》、《论语》限一年业成，《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二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也有选择修课程，如果习经有暇者，命其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

2.太学馆。也设置《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个专业课程，每经各100人。

3．四门学馆。太学馆长一样设置了《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五门专业课程。国子学中报考进士科的举人。

4．律学馆。设置《律》、《令》两门专业课程，也兼习《格》、《式》、《法例》。

5．书学馆。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

6．筭学馆。以《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算》、《缀术》、《缉古》为专业，兼习《记遗》、《三等数》[9]。其中：《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海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筭》共一年，《缀术》四年，《缉古》三年。

7．广文馆。为了防止徒生离散，天宝九载（750年）七月，诏于国子监别置广文馆，“以领生徒进士业者”[10]。显然，广文馆属于补习性质的学校。

  同时，中央政府各部门主办的学校都要进行招生考试。国子监各学校的考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国子监祭酒主考。三品或相当于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免试入国子学，五品或相当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免试入太学，八品或相当于八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免试入四门学。免试入学的名额控制在500人，另外800个名额须在八品以下官员子孙和庶人之子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同时，所有的学生必须参加“岁试”、“升学试”、“卒业试”等考试（谢青，汤德用，1995.pp.346=348）。

（二）弘文馆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馆。弘文馆的长官称之为学士，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弘文馆的学生构成是：皇宗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待郎子。显然，都是皇亲国戚、一品官、宰相和功臣的子弟。入学年龄为14-19岁。教学内容与考试，与国子学馆大体相同。

（三）崇文馆

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设立崇贤馆。上元二年（675年），避太子讳，改为崇文馆[11]，崇文馆也是太子学馆，隶属东宫。崇文馆的长官称之为学士，学士出缺时，由庶子领馆事。唐肃宗时，以宰相为学士，领馆事。

崇文馆掌东宫经籍图书，教授诸生，学生的构成、教学内容、课试举送与弘文馆相同。“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12]

（四）崇玄馆

崇玄馆和诸州的通道学，由宗正寺崇玄署主管。所谓崇玄就是崇拜道教。唐朝建国之初,李渊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认定老子为李家宗祖,欲借道教的神威来抬高李家的权威。武德八年（625年）李渊到国子监正式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根据《新唐书》记载，天下有1687个道观，776个道士，988个女官（女道士）；5358个寺庙，75524个僧人，50576个尼姑。各级政府部门每三年统计一次，上报礼部所辖祠部和宗正寺。崇玄馆有博士1人、学生100人[13]。

开设道教学校并非唐代开创。元嘉十六年（439年），南朝宋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今属江苏）尹，建宅于南城外，设置玄学馆，招聚生徒。但将道教作为国家科举考试的“常科”却是唐人的创举。

开元十年（723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备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举送。” [14]《新唐书》记载：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开始设置崇玄学, 习《老子》《庄子》 《文子》《列子》，也称“道举”。学生,京（长安）、都（洛阳）各100，并在各州开办崇玄学，但“诸州无常员”[15]。

   在两京，进入崇玄馆学习的学生也都是皇亲国戚和八品官以上的子孙，“荫第与国子监同”[16]在诸州县进入通道学馆学习的也是“干部子弟”，但诸州县的学习只是“小学”。崇玄学的学制为三年[17]其考试、督学与国子监是大体相同的。

唐朝的科举有常科和制科之分[18]。皇帝主制举,政府主常科（宋长琨，2007）。“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大科。“道举”属“明经科”，也是每年考试的“常科”。天宝（742-756年）年间，“道举”每年必考，代宗宝应三年（764年）曾停考，但仍然保留崇元生[19]，此后很快又恢复。大历十一年（776年）把道举与进士、明经科等并列在一起[20]，大中五年（852年），中书门下奏中所举礼部贡院见置科目仍然有道举[21]。

（五）中央政府其他部门主办的专科学校

唐代中央政府各部门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开办各类专科学校（表1-3）。由于开办学校需要经费，有关部门设置教育机构和招收学生都是由行政法规规定的。

1．医药学校。

唐代的太医署是已知世界历史上建立时间最早、建制规模最大的医药学校，后世的医学教育完全按照唐“太医署”模式而建。

太医署属太常寺。太医署内设有医学和药学两个部。在医学部之下又设有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个科。同时，州、府、县所建立的医学都隶属于太医署。太医署在地方推行医学教育，曾迫使“巫祝”纷纷转行，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

    《唐六典》对学习医药学的学生没有作出规定，但日本学者在《唐令拾遗补》中复原的唐代《医疾令》中找到了规定，即：“诸医针生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药园生取庶人十六人已上、二十已下充之，业成，补药园师。”“诸医生、针生、按摩生、咒禁生，先取家传其业，次取庶人攻其业术者为之。”（天一周博物馆，2006.p.318）招生时优先录取“家传其业”者。

   唐代太医署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学生入学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入学后每月、季、年都会进行考试，“博士月一试，太医令丞季一试，太常寺年终总试”。根据考试成绩好坏，有明确赏罚：“若业术过于现任官者，即听替补；其在学九年无成者，退从本色。”[22]这种提拔、淘汰机制也是很残酷的。同时，唐代《医疾令》规定：“诸学休疗者限七年成，学少小者及疮肿者各五年成，学耳目口齿者四年成，学角法者三年成，针生七年成。”（天一周博物馆，2006.p.318）

     2．音乐学校。

太乐署是唐宫廷音乐教育、考核、管理的重要机构。太乐署有文武二舞郎140人，散乐382人，仗内散乐1000人，音声人10027人[23]。

太乐署的教育分“乐人”（主要学习器乐）和“音声人”（主要学习声乐）两个专业。《唐六典》对学习音乐的学生的资格或家庭条件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太乐署对学生、教师都建立了严格的考试、考核等管理制度。“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若未成，则又五年而校之，量其优劣而黜陟焉。”[24]，实行优胜劣汰的淘汰制。

   3．卜筮学校。

   卜筮学校由太卜署主办。太卜署隶属于太常寺。实际上，太卜署系行政部门,同时也是个教育机构。太卜署内除署令丞之外,还设有卜正博士2人,卜筮助教2人,教授卜筮生45人。

    4．兽医学校。

     兽医学校由太仆寺主办。唐代初期,出于巩固政权、抵御外侮和发展生产的需要,十分重视以马匹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并由太仆寺统一领导全国的畜牧业生产。太仆寺下设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并掌管分布于各地的牧监和沙苑监,是唐代前期最重要的畜牧业管理机构,为国家提供军马、驿马、御马以及官员的乘马、互市贸易用马、祭祀用马和大量的牛、羊、驴、骡、驼、狗甚至是大象。而马、牛、羊、驴、骡、驼、狗、大象和人一样也会生病，需要大量的兽医，也需要培养大量的兽医。

    《唐六典》规定：“凡补兽医生皆以庶人之子，考试其业，成者补为兽医，业优长者，进为博士。”[25]。

  4．天文学校

天文学校由太史局（司天台）主办。司天台隶属秘书省。唐代秘书省、内侍省和殿中省在皇宫内办公，直接为皇帝服务，故称“内三省”。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和太史局。

太史局是天文机构，也是天文教育机构。天文教育具体由灵台郎（天文博士）、保章正（历法博士）和挈壶正（漏刻博士）负责。

5．校书学校。

校书郎是一个官职。在门下省的弘文馆、中书省的集贤殿书院东宫的崇文馆、司经局，秘书省都设置了这个官职。学校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正字掌雠校典籍。

三、唐代地方官学机构及课程设置

唐朝统治者对“国子”的教育高度重视。贞观五年(631年)以后。唐太宗多次到国学太学视察。增加学舍1200间。增加国学太学四门、书算生员。各置博士共3260员。“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26]。

开元二十一年（734年）五月颁布敕令，“诸州县学生，年二十五已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生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经已上；及未通经，精神通悟，有文词史学者，每年铨量举选。所司简试，听入四门学，充俊士。即诸州人省试不第，情愿入学者听。国子监所管学生，尚书省补。州县学生，长官补。诸州县学生，专习正业之外，仍令兼习吉凶礼。公私礼有事处。令示仪式。余皆不得辄使。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27]显然，将诸州县的“官学”全部并入科举制度内。州县学实际上是被视为“小学”[28]，同时又是进入“四门学馆”的预备阶段；省试不合格的人也可参加国子监相应学校的学习。

根据《唐六典》的规定，博士、助教、学生都列入了州县政府的的编制（表1-4）。州县官学的“束修之礼”[29]、考试和督学都是严格的[30]。

四、唐代民办教育机构及课程设置

民办教育也称之为私学，是与官私相对称的教育机构[31]。大概从春秋末年开始就出现了私学。孔子虽非私学的首创者，但以孔子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自汉以后，私学有三种形式，即具有蒙学性质的私学、具有深造性质的私学和私人设立的书院（赵厚勰,陈竞蓉，2012.p.37）。魏晋南北朝时, 政局跌荡不安,官学颓圮不振,而私学却有了长足发展,史书记载:“横经受业之侣, 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32]但唐一代不同阶段私学的发展特点是不同的。唐初，私学只是延续前朝的发展轨迹。武则天、唐玄宗时期为唐代社会转型时期（陈寅恪，1980.p.18），政治的革新、学术的衍变和科举制度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使私学出现重大的变化，经学私人讲学逐渐衰落，私塾逐渐发展起来了。安史之乱后，风行到山林寺院读书，家族学院兴盛（唐晓涛，吴争春，2003）。

 （一）私人讲学的衰落

由于国子学、州县学与明经科、进士科考试明显脱节，导致各种以经学为内容的私人讲学的出现。

唐代王恭在贞观初就任太学博士。《旧唐书•王恭传》：“少笃学，博涉《六经》，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在当时经学方面的私学比较普遍。与王勃、杨炯、骆宾王齐名的卢照邻(约636-约680年)曾上过这类文史性质的私学。“卢照邻…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33]。尹知章 (约669-约718年)曾任礼部员外郎、国子博士。“知章虽居吏职，归家则讲授不辍，尤明《易》及庄、老玄言之学，远近咸来受业。其有贫匮者，知章尽其家财以衣食之。”[34]。尹知章办的私学就是以道玄为教学内容的。由此可见，当时官学的教师可以办私学。唐代诗人刘太真(约公元789年前后在世)，“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35]。专业技术方面的私学，如医学、历算，如宋璟曾师从李元恺，习“天普历算”[36]。

但是，以经学、文史为教学内容的私人讲授，其教学方法沿袭了南北朝时期的传统，与科举考试仍然存在明显的脱节，必然导致经学私人讲学的衰落。实际上，唐德宗（742-805年）之后，以经学为教学内容的私人讲学就不再见于历史记载了（吴宗国，1992.p.134）。

 (二)唐代乡村学校

1．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及其变迁。

曹魏都城邺城（今邯郸市临漳县）开创了里坊制，将城邑划分为若干区，通称为坊。隋唐时期，两京及州县之郭内为坊,郊外为村。坊为城镇居住区，村是农村居住的地方，“村：地名。从邑屯声。”[37]。从北魏实行“均田制”以来，耕种的农民居住在乡村，工商业者居住地城镇。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状态。但是，隋炀帝后期强迫村民迁居城郭[38]。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建国之初就开始推行“村坊制”。高祖武德七年(624年) 颁布新律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者为坊，田野者为村。”[39]。

唐朝中叶宰相杜佑（735—812年）所撰《通典》记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山谷阻险，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须别置村正。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县，五比送省。”[40]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唐玄宗又下了《安养百姓及诸改革制》敕，即：“县令对乡村一一审定，务须得实。仍令太守仔细案覆，本道使察访，如有不当者，本里正、村正先决一百，配入军团。”

  综上可见，从公元624年到杜佑（735—812年）时期，乡里邻保和乡村两个系统都是由政府推行的基层组织制度。前者是准基层政权；后者属于居民社区自治性组织。

在唐代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和租调庸赋税制度，乡里邻保组织制度居于主导地位。《唐律疏义》：“里正之等，亲管百姓，既同里闬（hàn：乡里），多相谙委。”、“里正、坊正，职在驱催。”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私有化的加剧，均田制无法施行。里正的作用日益弱化。张国刚（2009）认为，中唐以后唐代乡村基层组织发生变化的基本方向是“县一乡—里”结构让位于“县一乡—村”结构。具体表现为整齐划一的“里”的功能在逐渐退缩，而自然居民点“村”的功能在扩张和强化。同时，村正或村长劣质化的倾向在历史文献方面也是有反映的。《通典》：“若当里无人，听于比邻里简用。其村正取白丁充，无人处，里正等并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残疾等充。”[41]景云二年（711年）监察御史韩琬上疏陈时政，其中提到：“往年两京与天下州县，学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员缺，先拟者辄十人。顷年差人以充，犹致亡逸。”[42]

公元780年，唐开始实施“两税法”。但“两税法”并没有抑制名目繁多的税费减少，农民逃匿严重，土地兼并和私有化加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唐政府的赋税基本上要依靠乡村的富民。因而，唐朝后期以降，村正长等职务出现以“富户”充任的趋势，其职责也日趋全面（刘再聪，2007）。

2．唐代乡村学校的普遍开展。

唐政府对乡村学校的设立也是高度重视。武德七年(624年)二月置学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43]。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唐玄宗明令“许百姓任立私学”[44]。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十九日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货徒,化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45]天宝三载(744年)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自今以后，今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百姓间有孝勤过人、乡闾钦伏者，所由长官具以名荐。”[46]。

因此，村学成为乡村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场所。唐代的村学相当普遍，遍布各地乡村。反映北方黄河流域农家生活的由唐末或五代初期韩鄂所撰《四时纂要》就特别指出正月“命童子入学之暇，习方术，止博弈”[47]。许多名人传和小说都反映乡村学校普遍开展的情况[48]。

3．唐代乡村学校是私学。

  《唐六典》对县、州学或“官学”的教师（博士、助教）和学生的员额有严格的规定。按照唐代的《擅兴律》规定，如果不严格执行国家的法规是要受处罚的。虽然唐代的诏敕要各地举办乡学，但《唐六典》并没有将乡村学校的教师、学生员额列入国家行政编制。显然，国家只出“政策”并不给经费。乡学的经费应该由民间解决。史书记载唐朝宰相苗晋卿(685-765年)回归乡里，“大会乡党，欢饮累日而去。又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49]。中唐以后，乡村私有化加剧，富民崛起，家族式的“私塾”发展很快。柳宗元（773-819年）《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阎家塾”；白居易（772-846年）也说白己曾当过“乡校竖儒”[50]。到宋代，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

(三)唐代的寺学

寺学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而兴起,同时，与当时官学衰败和士人“隐逸”风尚盛兴也有一定关系。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从狭义上讲，寺学主要是以宗教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以培养宗教事务专门人员为主要目的的活动。但从广义讲，寺学的教学内容不限于佛教，还有儒家经典、诗赋和许多实用性的课程，如儿童启蒙、算数、医学等（贾发义，2015b）。学习人员也不限于僧侣和居士。

唐代的寺院首先是士僧交流的一个平台。许多僧人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诗赋才艺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因而，士人与僧人交游频繁、关系密切,“僧借士而扬名”,“士借僧以自梯”(王栋梁，纪倩倩.2009)。唐代得到寺学培养和熏陶的文化名人可谓是不可胜数。如诗文大家陈子昂、李白、白居易、刘长卿、岑参、李华、孟郊、李贺、吕温、符载、刘轲、杜牧、李商隐、李端、温庭筠、王建、顾、杜荀鹤等，也都有寄居寺院的经历（严耕望，1991，p.271-316）。贾发义（2015b）计算出诗人宿寺诗篇数：初唐375人留寺诗为3438首；盛唐495人留寺诗7651首；中唐801人，留寺诗18384首；晚唐790人，留寺诗17612首。

寺院也是报考进士科考试的举人学习的一个重要场所。举子以寺僧为师、向寺僧行卷谋求科考成功；寺僧则通过才学技艺、出谋划策和直接干预科举等帮助举子（贾发义.2015a）。实际上，许多举人通过寺学最终获得进士科及第。唐代中后期进士科及第的，大多都有寺学的经历。

（四）书院

书院产生于唐代。但最早的书院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在学术界是存在争议的。清代学者袁枚《随园随笔》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 邓洪波认为在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之前还有四所书院士，即攸县光石山书院、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张说书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其中三所是士人读书治学之所（邓洪波，2013.pp.4-6）。

  具有学校功能的书院,具有“聚书”、“聚徒讲学”和“习礼”等基本功能。而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也始于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为具有学校性质书院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它如私家讲学的传统、佛道聚徒讲学的经验、天下大乱士病无所于学，故家避于山林、僻壤读书讲学，亦是书院产生的诸多因素（李才栋，2000）。唐贞元、元和之后，民间创设的书院有江西永丰的皇寮书院、江西德安庐山义门书院、江西丰城罗山书院（道教性质的祠观）、福建漳州的松州书院、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四川遂宁的张九宗书院等。晚唐战乱，一些文士在相对安定的南方地区授徒课学，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结束语及评论

唐朝是一个世界意义的强国盛世。唐朝建国之后没有滥杀功臣，没有搞思想禁锢，没有制造文字狱。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修建长城的大一统的帝国；周边附属国人民以唐人自居为荣。唐人很自信。这种自信与其开放、包容、竞争和宽松的文化教育国策是密不可分的。

第一，唐代儒、道、佛三教并立，形成了一个宽松的文教制度环境，文化的繁荣促进了社会的繁荣。

武德八年（625年）李渊到国子监正式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51]。从而确实立了唐代道、儒、佛三教并立的国策。初唐时期，唐统治者明确把儒术作为社会教化之根本，国子监“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52]，国学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唐代儒家的思想直接开启了宋代儒学发展的高峰。但是，唐统治者把道教排在第一，不仅仅是用老子李耳来抬高李唐的地位，主要还是用于治国、保身。唐玄宗说：“肤于听政之暇，尝读《道德经》、《文》、《列》、《庄子》，其书文约而意精，词高而旨远，可以理国，可以保身。肤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子大夫能从事于此，甚用嘉之。夫古今异宜，文质相变，若有宵而不理，外物而不为，行古之化，非御今之道。适时之术，陈其所宜。”[53]

唐玄宗时期开办道教学校即崇玄馆，让王公贵族子孙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后来又加了《庚桑子》，合为五经。天宝（742-756年）年间，“道举”列入科举考试的“常科”。

虽然佛教被排在第三位，无论是士人还是普通老百姓，学佛信佛的人众多。但是，唐代历任最高统治者对道、佛的态度是不同的。唐朝初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尊道抑佛、先道后佛；武则天执政后（691年）下诏规定佛教列于道教之上，实际上，武则天、唐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710年）利用佛教来抢夺李王朝政权。唐玄宗吸收武则天、韦后之乱的教训，崇儒信道抑佛。唐代的会昌年间（884-846年），唐武宗声称佛教违反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命令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安史之乱之后，中国数百年来以皇家贵族和士大夫为主导的“社会精英”佛教就此终结，取而代之的是佛教的平民化和通俗化。

综上可见，道儒佛三教兼容并蓄，文化繁荣，国家也会繁荣；道儒佛三教水火不相容，文化就会遭到破坏。

第二，唐代官学教育体制。

唐代管理学校与考试的政府机关是尚书省礼部。国子监既是唐朝的教育管理机构，也是最高学府。国子监下设七个馆或学校，即国子学馆、太学馆、四门馆、律学馆、书学馆、算学馆和广文馆。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学习级别依次是：四门学→太学→国子学。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广文馆是举人报考进士科考试的培训中心。州学、县学考试合格的学生进入四门馆学习。唐玄宗时，学校完全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唐代官学系统主体，与科举考试接轨，形成了升迁的序列，即县学→州、府学→四门学→太学→国子学。

同时，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和宗正寺的崇玄馆，与国子监的国子学馆的教育管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崇玄馆学习的是道教经典。

唐中央相关部门的专科教育是与专门业务紧密相关的。这些专科教育不与科举考试接轨，自成一个管理体系。

官学的学生都要向教师行“束修”之礼，国家法律有具体规定。同时，法规对学生的学制、考试和督学，教师的管理都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官学，其教师（博士、助教）和学生的员额是政府机构编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唐六典》有具体的规定。

第三，唐代官学中的“六学三馆”是“高级干部子弟学校”，良好的教育使“高干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优势。

国子监“六学”和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和宗正寺的崇玄馆“三馆”是“高级干部子弟学校”。进入“六学”、“三馆”学习的学生的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的要求是不同的（见表1-2）。国子学馆、弘文馆、崇文馆和崇玄馆的学生，都是王公贵族、从二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他们入学无须考试。在“束修”、学制、考试和督学等方面必须严格遵循国家法规。

孟二冬教授的《<登科记考>补正》在清代学者徐松《登科记考》的基础上增补了661名进士，唐代（618-907年）进士科合计2748人（徐松，孟二冬,1984），能确定家庭出身的大概有1千左右，其中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占比45%左右，一般官吏的占比26%，两者合计占比约70%左右。所以，良好的教育，使“高干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第四，唐代民办教育不仅仅是对官办教育的补充，而是用一种更有效率的方式向全体国人提供教育服务。

唐代民办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唐初，私学只是延续前朝的发展轨迹。后来由于官学与科举考试明显脱节，以经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人讲学一度流行。但经学私人讲授仍然与科举考试存在一定的脱节，在唐德宗之后就不再见于史书。盛唐以后，唐代乡村学校的普遍开展，寺学、书院盛兴。而导致民办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是：（1）官学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脱节，加上武则天执政和时任人为亲，官学衰败[54]；（2）官员选拔制度的改革，尤其是从武则天、唐玄宗执政以后，官员从科举及第者中选拔的比例提高[55]，致使民间读书致仕的热情提高；（3）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为乡村学校和其他私学普遍开展提供了廉价的教材、图书，并使教学成为可能；（4）佛教的普遍性发展；（5）均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化加剧，乡村“富民”的崛起，为私学提供了经济基础，等等。

第五，唐代的教育是竞争性的，也是开放性的。

唐代在教育方面制定了严格的学制、考试、督学和教师管理制度。唐代官学中引入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例如，国子监的“六学”，学生的“岁考”，口问大义，若三次列下等，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馆的学生超过法定的九年学制，律学、书学、算学馆的学生超过法定的六年学制，“不堪贡举”[56]；不服从教导，一年中违程期满30天，事故满百日，亲病满二百日的，都罢归为民；如果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生”，其学业有成的，由监司简试，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乡贡”同受礼部考试。每年“明科”和“进士科”及第的不过百人，“两监”学生仅有一二十人罢了（沈兼士，2014.pp.95-96）。说明优胜劣汰残酷。

    再如医学也有严格的考试制度。考试分录用考试、平时考试和毕业考试。平时的月考由授课的博士负责，季考由太医令负责，年终考由太常卿、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部委的正副部长）负责。修业年满法定学制九年的，勒令退学（天一周博物馆，2006.p.318）。

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且以开放与包容的姿态，泽被四邻，外国留学生不绝于途，长安成为各国文化交流的交汇地。当时日本、高丽、新罗、百济、渤海、高昌、吐番相继派来大批留学生，学习唐朝的经史、法律、礼制、文学和科技。日本是派留学生来中国的次数、人数较多的国家。外国留学生由鸿胪寺典客署接待，根据留学生水平分别安排到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馆学习，食宿等各项费用都由鸿胪寺负责。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下诏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专门为周边国家来中国的留学生设置了一项考试制度，即“宾贡进士”。因考生来源、文化差异不同，“宾贡进士”与“国子进士”、“乡贡进士”在考试和录取方式上、在录取比例和考试难易上有一定优惠政策。同时，唐代的留学生教育也极大地促进了唐朝与其它各国的文化交流。唐朝从其它国家引进了胡乐、胡舞以及西域风尚，印度、阿拉伯和拜占庭的天文、医药、建筑也大量输入中原。

第六，唐代官学的教学内容不利于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唐代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和道教经典。《周易》《老子》《庄子》的世界观是主观与客观不分的，没有客观世界的理念，没有自然规律的理念。同时，《周易》《老子》《庄子》还是“东方神秘主义”的理论基础。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受唐代教育的影响，宋代神秘主义著作暴发性增长。《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目录记载,当时神仙类图书有：394部,1216卷；五行类854部,2420卷，另外还有蓍龟类35部,100卷。宋代开封人口100多万人，竞有1万多人以算命为业；江西洪州（今南昌）的巫师多达“一千九百余户”[57]。这种历史文化氛围如何能诱发近代科学呢？

注释：

[1] 辟雍也作“璧雍”等。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环为名。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周礼·春官》谓大学名“成均”。《礼记》又有辟雍、上庠，东序（亦名东胶）、瞽宗，与成均为五学，均为大学。东汉班固《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又以法天，于雍水侧，像教化流行也。”《仪礼·学记》。注：“五百家为党，庾氏谓夏殷礼非周法。又，王制、内则、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此国学之小学，即辟雍也。”

[2] 泮宫。泮是半圆形之水。辟雍（国立大学）四面环水，泮宫（诸侯国中大学）三面环水。在形制上，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尊卑之分。此后历代，全国各省县，均有孔子庙。庙旁有明伦堂，堂前有泮水。即承古代泮宫遗制。清代秀才入学，即称入泮。

[3]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4]释尊。《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玄 注：“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

[5] 《贞观政要•慎所好》。

[6] 《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 郑玄注:“国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7]《唐书》志第三十六《百官一》：“官司之别，曰省、曰台、曰寺、曰监、曰卫、曰府，各统其属文艺批评家。”

[8] 《新唐书》志第三十六《百官一》。

[9] 《新唐书》卷五十三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10] 《唐会要》卷66《广文馆》。

[11] 《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

[12] 《新唐书》（卷49《选举志上》。

[13] 《新唐书》卷五十三志第三十八《百官三》。

[14] 《册府元龟》卷53《帝王部•尚黄老》。

[15] 《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唐代设置崇玄学的时间问题，《资治通鉴》记载为开元二十五年；《通典•选举》记载为开元二十九年；吴夏平（2007.pp.56-57）。

[16] 《册府元龟》卷639《条制一》。

[17] 清代徐松(1781～1848)撰《登科记考》卷8开元二十九年）。

[18]唐代的常科与制科。“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新唐书》卷49《选举志上》）。

[19] 《唐会要》卷宗7《崇元生》。

[20] 《唐会要》卷宗7《冬集》。

[21] 《册府元龟》卷639《条制一》。

[22]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注）。 [23]

[23] 《新唐书》卷53《百官三》。

[24] 《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

[25] 《唐六典》卷十七《太仆寺》。

[26] 《唐会要》卷第35《学校》。

[27] 《唐会要》卷第三十五《学校》。

[28] 《旧唐书》卷88《韦嗣立传》；卷190中《贾曾传附贾至传》：“今西京有太学，州县有小学。”

[29] 束修之礼。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疋同；四门学，绢二疋国；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疋，皆有酒酺。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唐会要》卷第三十五《学校》）。

[30] 唐朝规定：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上为下。及其学九年。律生则六年。不贡举者。并解追。其从县向州者。年数下第。并须通计。服阕重仕者。不在计限。不得改业（《唐会要》卷第三十五•学校）。

[31] 唐代官学与私学。唐代的官学，其教师、学生的编制和员额由国家行政法规确定，办学经费应该由国家负担。《唐六典》是将其与官吏、政府机构编制一起规定的。唐代的私学，据吴霓的界定，即“从广义上来说，不由政府主持，而且不纳入国家学校制度之内的教学活动都应属于私学的范畴”（吴霓，1996.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2页）。我认为区分官学与私学的关键因素是办学经费。教师的薪水、学舍建设维修等费用由国家负担的，就是官学，否则就是私学。

[32] 唐代李延寿撰《北史》卷81《列传》第60《儒林上》。

[33] 《旧唐书•文苑上》。

 [34] 《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九。

[35] 《新唐书•艺文志》。

[36] 《新唐书•隐逸传》。

[37] 《说文解字•邑部》。

 [38] 《隋书》记载：“是时(大业九年[613]年)百姓废业，屯集城郭，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韧，吏皆惧法，莫有赈救。”（《隋书》卷24《食货》）。《隋书》记载：“大业十一年(615)二月庚午，诏曰：设险守固，着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勒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宴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萑蒲不得聚，其捕逃有司具为事条，”（《隋书》卷4《炀帝本纪下》）。

[39] 《旧唐书》卷48《食货志》；《资治通鉴》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七年。

[40] 《通典》卷第三《食货三《乡党》。

[41] 《通典》卷第三《食货三〈乡党》。

[42]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四》。

[43] 《通典》卷53《礼十三•大学》；《资治通鉴》记载：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七年（甲申，公元六二四年）。

[44] 《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45] 《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

[46] 《全唐文》第04部 卷三百十。

[47] 韩鄂撰、缪启愉校释《四时纂要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48] 唐代乡村学校的普遍开展的证据。元稹曾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元稹：《元稹集》卷五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4页。）；宰相窦易直幼年时家中贫困，“受业村学”（赵璘：《因话录》卷六，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70页。）；皮日休幼年曾于“乡校”内“抄杜舍人牧之集”（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卷六六《严恽》，巴蜀书社1989年版。）；杨牢六岁就已入学(王谠撰、周勋初校《唐语林校证》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7页。)；卢仝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入村学，还特别告诫大儿子抱孙：“喽罗儿读书，何异摧枯朽。寻义低作声，便可养年寿。莫学村学生，粗气强叫吼。下学偷功夫，新宅锄蔾莠”（《全唐诗》卷三八七卢仝《寄男抱孙》。）；窦易直上学时，“一日近暮，风雨暴至，学生归家不得，宿于漏屋之下。”（《因话录》卷六。）《太平广记》卷四四《田先生》记载田先生元和中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据《玄怪录》卷三齐饶州篇，知田先生所建小学校址为草堂（李斌城、李锦绣、张泽咸、吴丽娱、冻国栋、黄正建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曾上言，建议“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唐会要》卷三五《学校》）。

[49] 《旧唐书》卷113《苗晋卿传》。

[50] 《旧唐书•白居易传》。

[51] 《新唐书•选举志上》。

[52] 《唐六典》卷21《国子监》。

[53] 《册府元龟》卷643《贡举部•考试》。

[54] “元和二年，置东都监生一百员。然自天宝（742-756年）后，学校益废，生徒流散。永泰（765-766年）中，虽置西监生，而馆无定员。于是始定生员。”（《新唐书》志第34《选举志上》。

[55] 陈寅恪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 迄于后代,因而不改。”（陈寅恪，1980.p.22。

[56] 《新唐书•选举志上》：“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

[57] 《资治通鉴长编》卷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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