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剖析

           张念瑜

      我的一位朋友读了我的《新莽改制及其经验教训》一文，对我说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王莽》一文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问我如果看。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下，发现类似的说法还真不少。有的甚至说王莽改制是中国朴素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第一次在国家维度上的探索[1]。更多的提法诸如儒家社会主义[2]，等等。

使用儒家社会主义概念首先需要批判或剖析。同时，王莽与汉武帝一样偏爱儒学，但把王莽视作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也需要批判或剖析，以正视听。批判或剖析儒家社会主义概念，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儒家关于理想社会制度讲了一些什么？其次再来分析儒家社会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都是理论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说清楚。因而，我就中断货币史的研究，开个“小差”，将儒家社会主义问题做一个述评。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同等的意义。共产主义是一种思想，一种运动，更是未来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一文将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经过长久阵痛”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列宁则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为此，我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描述列示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经过长久阵痛”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7年）中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马克思恩格斯，1958.p.468）。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将封建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宗法制破坏了，人们之间只有金钱关系。而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不可能再有封建的等级制度，但人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应该仍然是金钱关系，而是自由人的联合。

第二，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1976a.p.832）。由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共享，社会劳动就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自由人的合作关系。

第三，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的充分流通。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条也被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1995c.p.303）

第四，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社会遵循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马克思，1995c.p.303）。

第五，“三大差别”消灭，民族平等、社会成员平等，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三大差别是指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三大差别的消灭，人们就没有社会分工，没有专门从事一项工作的职业之分，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自由全面发展。

第六，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道德。

第七，阶级消灭，国家自行消亡。管理公共事务的机构虽然存在，但它的社会职能已经失去其阶级性质。“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列宁.1978c.p.241）

第八，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两性间的关系是社会无须干涉的私事，但社会将自觉调节人口生产[3]。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或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形式—自由人联合体，做过阐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1958.p.357）。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观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自由始终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问题，离开了实践就根本不存在自由的问题。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批判

在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也称之为乌托邦社会主义 ，流行于19世纪初期的西欧，著名代表人物为莫尔、康帕内拉、欧文、圣西门和傅立叶。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剥削以及没有资本主义弊端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和继承。对此，我们不做介绍。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批判了三类社会主义者，即：第一类是那些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第二类是现代社会的拥护者；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4]。我们还是根据《共产党宣言》，重点介绍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一）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面派”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两大阶级构成，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指现代资本家阶级，现代资本家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使用雇佣劳动的[5]。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6]。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面对这两大阶级耍“两面派”。

（二）封建的社会主义

这种思潮产生于1830年代。英、法封建贵族的一些代表人物和思想家, 如法国的维尔纽夫、英国的迪斯累里、卡莱尔等玩两面派手法。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面对无产阶级，他们仍然企图复辟封建制度。“这班贵族为了笼络人民，往往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人民每次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臀部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就哈哈大笑，哗地一下子散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1958.p.492）。

（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名词是“社会主义”，修饰的形容易词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同样是在玩两面派手法。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社会主义”来反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恢复和维护小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农民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例如在法国，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在批评资产阶级制度的时候，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资产阶级制度，他们在维护工人事业的时候总是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1958.p.494）。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产生于19 世纪上半叶。主要代表为瑞士籍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勃朗。西斯蒙第在181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公开批判资本主义，揭露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同时，他却称赞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主张回到小生产中去。同时，马克思在《哲学之贫困》、恩格斯在《住宅问题》等著作中也把浦鲁东主义视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四）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都是反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们反对工业化社会大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企图恢复到小农经济的封建制度社会中去，开历史倒车！

三、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问题

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属于封建主义社会。当时社会分为两个群体，一是周邦本族和友族，称之为国人或乡人，充任军士；二是被征服的土著，称之为野人或庶人，主要从事农业。土地按照爵位分封，实行井田制。

战国时期，西周确立的封建制、宗法制走向衰落。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井田制被废除，改革为阡陌制，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过渡。进入秦汉时期，地主经济和自耕农之小农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汉代的社会人口结构大概是：

第一，农村居民占比70%左右，城镇居民占比30%左右；

第二，农村自耕农、半自农占比60%以上，地主、富农占比10%左右，其他为佃农和贫雇农。

 第三，城镇手工业者包括国有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国有手工业者多为刑徒、贱人。私营手工业属于小资产阶级。

第四，商贾登记为市籍，社会地位低，但富有，有的属于商业资本家阶级。

第五，汉代的奴隶占总人口的比例不低。秦国自商鞅变法推行“农战”，以军功奖励田宅和奴隶，奴隶人口比例是空前的。刘邦建元后，将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免为庶人。武帝“告缗令”贯彻执行后，导致大多数中户（10万钱以上的家庭）家属成千上万成为奴婢。后来王莽诏令奴婢为私属，不许买卖；刘秀颁布诏令，免奴婢为庶人。说明奴婢问题是汉代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根据有关估算，西汉奴婢在370万人以上（王育民，1995.p.100），占当时总人口的6%左右。

第六，农业利用畜力和自然力（包括利用水能），工农业生产基本上属于手工劳动。但经济的商品化、货币化程度较高。

总体上讲，从秦汉到清朝，中国社会属于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在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全国出现了许多豪强地主庄园，实行综合经营管理。但这不是社会的主体。因而，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经济。

秦汉到清朝的中国社会属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但不属于中国学术界通常所讲的所谓“封建社会”或自然经济（NaturalEconomy）。

四、儒家的理想社会与国家政策主张

所谓儒家，是一个学派，一个思想体系。由于儒家发展时间长，学者众多，儒家又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按照时代发展，有先秦儒家、汉儒、宋儒和明清儒学之分。先秦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也是存在差别的。汉代及其以后，有纯儒和杂儒之分。因此，我们主要以先秦儒家和汉儒的思想为基础来讨论儒家的理想社会与国家政策主张。同时，由于儒家思想体系庞大，我们择要介绍。

（一）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

我曾写过一篇《大同世界是墨家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儒家的理想社会》的短文。我们知道，“大同社会”的学说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康有为说:“著《礼运》者,子游。”（《康南海先生口说•礼运》）。实际上可能是汉儒附会的。由于墨子早年曾师从儒家，汉儒又将大同社会学说编入儒家经典，我们可以视儒家赞成大同社会学说。

《礼记•礼运》把“大同社会”视为最理想的社会，其次是“小康社会”（见表1=1）。“天下为公”实际上是指“官天下”[7]，天下的最高领导人的任用采用禅让制，选举贤能者。墨家主张贤人政治。墨子认为，只有让德才兼备的贤人管理国家事务，才能充分平等地保障人民的利益（《墨子·尚贤上》）。墨子主张：“选天下贤可者，立为天子”（《墨子·尚同上》。这是“天下为公”的真谛。

实际上，“大同社会”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完全是根据经验设想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三代之前的“三皇五帝”时代的传说基础上的虚构。

（二）农本主义思想与井田制

   农业为人们提供粮食和衣服原材料。农业出现问题，影响人们的温饱和社会稳定问题。《尚书·周书·洪范》把“食”列为“八政”之首。《齐民要术》自序：“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殷周之盛。”后稷是舜朝的“农业部长”，也是周人的祖先。周人与殷商相比，更善于经营农业。西周建元后，推行分封制和井田制。

   历史上是否推行过井田制存在争议。“井田”一词，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诗经·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推崇“井田制”[8]。因为井田制包括生产、分配方式及社会治理办法。井田制也有利于限田，有利于将野人或庶人栓在土地上，更好地实现国家的重农政策。实际上，井田制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公元前594年，鲁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规定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田亩收税。因而，《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商鞅变法，坏井田，行阡陌制，败坏了土地国有制，允许土地私有，导致贫富分化。董仲舒批评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汉书·食货志上》)。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的“限民名田”的建设就是以井田制为依据的。后来哀帝时的师丹也提出用井田制的办法来限田限奴。几年后的王莽实行的“王田制”，其理论基础也是井田制。

实际上，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无可厚非。实际上，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都持重农的观念。但儒家的“农本”思想与“民本”思想是一致的。“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 (《潜夫论·务本》)；“富民者以农桑为本。”(《潜夫论·务本》)，而民富才能国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论语·颜渊》)。在这个问题上，儒家与法家、轻重之术的“富国贫治”的理论是针锋相对的。

（三）儒家的经济自由发展观

  1．遵循自然规律。《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段的意思是，自然秩序客观存在在那里，应遵从它就够了。政府部门尽量不要横加干预。

　 2．政府应该做有利于人民的事，政府和官员不能与民争利。《论语·尧曰》记载：“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也就是说，老百姓认为什么有利就让他们去做，这就是惠而不费。同时，孔子认为君子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先进》)。最早明确提出“不与民争利”思想的是荀子[9]。

3．主张低赋税，取消关税和市税，驰禁山海。夏朝和商朝、西周，对山林、川、泽设官（虞人）管理，按时进贡指定产品，此外则“泽梁无禁”(《孟子·梁惠王下》)，即山林薮泽之利，官府同百姓共同采用，国家不收税。荀子主张不征关市税和山泽税，“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荀子·王制篇》）。董仲舒在写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反对政府和官员与民争利，反对禁榷和官营工商业，等等。

（四）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

《论语·季民第十六》：“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说，有国的诸侯或有封地的大夫，不应担心财富不多，只需担心财富分配不均；不要担心人少，而只需提防境内不安宁; 财富分配均平，便无所谓贫穷; 人民和睦相处，便不觉得人少; 境内安宁就没有亡国的危险。

在社会财富分配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政府部门应该处理好效率与公平问题。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收入绝对平均；基尼系数为0.3-0.4，收入相对合理。通常把基尼系数等于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

五、总结

第一，社会主义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社会形态。我们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特征的描述。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一个远景规划。他们只是在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时合乎逻辑的提供了一些卓越远见。因此，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马克思恩格斯.1972b.p.30）。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因而，要正视发达资本主义的经验与教训。

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在亿万人民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创新过程中，必须秉承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核心价值，不断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第二，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理解“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关键是要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耍两面派的手法才成为可能。

因此，在封建主义社会，不会出现封建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帽子不能随便带！

第三，封建社会晚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封建社会决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

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到战国时期，封建制度走向衰落，物物交换为主的经济逐渐过渡到货币经济时代，开始出现大批商业资本家。

秦汉以后，郡县制基本取代了封建制，地主经济取代了封建领主经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社会的主体是小资产阶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私营工商者）。小资产阶级是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秦汉到清朝前期），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决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

第四，大同社会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再构造，而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小康社会。

大同社会（大同之世）是“三皇五帝”时代，是墨家的理想社会。   墨家的理想社会是虞夏时期。庄子最早认为墨学是源于夏禹的：“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庄子・天下》）；《淮南子・要训略》：“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清人孙星认为墨学出于夏礼（孙诒让,2001）。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小康社会。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礼乐文明”是由周公旦所开创的，“复礼”就是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再如，孟子、董仲舒、西汉盐铁会议中的“文学”派等推崇西周的井田制。

  大同社会是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再构思。大同社会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摩尔根称谓的“野蛮时代”，或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实行的是“公有制”。“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人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恩格斯，1995c.p.490）。但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尚属于半开发状态，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不得不“抱团取暖”；人们的平等观不是出于自由人的道德使然。这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中有“个性的“自由人”社会是绝然而不同的。应该明确，私有制取代原始的公有制是一种历史进步。所以，小康社会是文明社会，而大同社会是野蛮社会。

第五，儒家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成立，王莽改制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践。

长期以来，大同社会学说被归于儒家。康有为在19世纪初期所著《大同书》也把大同之世的理想社会的原创者归于孔子。近些年，儒家社会主义概念充斥学刊。实际上，孔孟之徒的理想社会是小康社会。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是一个“虚假概念”。同时，王莽改制也不可能是朴素社会主义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实践。其根本错误在于把国有制、平均分配等现象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注释：

[1] 史卫（2010）；潘信林（刘德中，凌佳亨，2019）。

[2]寇清杰（ 2010）；杨柳新（2016）；丁耘（2010）；高瑞泉（2010）。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74；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224；恩格斯. 致卡•考茨基[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641。

[4]马克思恩格斯（1958.pp.372-373）。

[5]恩格斯：“凡是大工业代替了手工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东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权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东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58.p.362）。

[6]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要看对劳动的需求而定，也就是要看生意的好坏，要看无法制止的竞争的波动而定。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１９世纪的劳动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58.p.357）。

[7]《说苑·至公篇》：“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让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说苑》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前77—前6年）所编。《汉书》卷77《盖宽饶传》记载盖宽饶的上奏云：“《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

[8]《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9]《荀子·大略》在论述义利关系时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虽莱封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 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 诸侯不言利害, 大夫不言得丧, 士不通货财, 有国之君不息牛羊, 错质之臣不息鸡豚, 家卿不修币, 大夫不为场圃, 从士以上皆羞利而不与民争业, 乐分施而职积减。然故民不困财, 贫篓者有所窜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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