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贸易度、比较优势与产能过剩

张念瑜

【摘要】本文基于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划分框架，结合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理论，测算并对比中、美、日、德四国行业可贸易度与出口优势。结果表明，中国高可贸易度制造业依托要素优势与规模效应形成显著出口竞争力，却被欧盟认定为产能过剩。不同于可贸易部门可通过出口消化富余产能，国内房地产、基建等不可贸易部门存在明显库存积压与产能闲置，供需错配问题突出。为此，应分类施策优化产业产能结构，合理疏导内外供需平衡。

一、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

（一）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定义

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划分起源于国际经济学，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TNT（Tradable-Nontradable）模型的基础概念，用于实际汇率、相对价格、生产率研究。

所谓可贸易部门（Tradable Sector），是指生产可跨境（跨区域）交易的产品 / 服务；产品可以输出到国外，区域间价格差异能够通过跨境套利消除，价格主要由世界市场决定。

不可贸易部门（Non-tradable Sector）是指生产难以跨境交易的产品 / 服务；生产与消费必须在同一地点同步发生，跨境交易成本极高，几乎无法国际套利，价格仅由国内本地供求关系决定。

（二）划分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标准

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划分标准有两种：

标准1.理论定性标准（Balassa,1964）。产品能否跨境运输、能否国际套利；能套利 = 贸易部门，不能套利 = 非贸易部门。

标准2．实证定量标准（De Gregorio, Giovannini & Wolf,1994）。出口额 / 部门总产出 ≥10% → 可贸易部门；小于 10% → 不可贸易部门。国内实证研究（卢锋、丁剑平等国内文献）普遍沿用该 10% 阈值。

（三）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典型行业

按国民经济门类（GB/T 4754）典型行业划分：

可贸易部门（Tradable）：

- A 农、林、牧、渔业；

- B 采矿业；

- C 制造业；

- 补充：J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离岸软件外包、跨境数字服务）；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的跨境货运、国际邮政部分。

不可贸易部门（Non-tradable）：

-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我国电力、燃气存在国际贸易）；

- E 建筑业；

- F 批发和零售业（本地零售部分）；

- H 住宿和餐饮业；

-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市内公共交通、本地仓储物流）；

- K 房地产业；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本地商务服务）；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P 教育；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线下本地文旅）；

-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半可贸易门类（建议单独标注，不直接归类）：

- J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跨境数字服务可贸易，本地通信服务不可贸易；

- I 金融业：跨境投融资业务可贸易，本地存贷款、保险服务不可贸易；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版权出口、数字文创可贸易，本地场馆服务不可贸易。

（四）2025年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可贸易度、出口依存度（%）比较

我们设置了两个行业层面指标：

（1）可贸易度：TR_i=X_i/GO_i，X_i为行业出口额，GO_i为行业总产出；

（2）出口依存度采用自定义口径 ：Dep_i=X_i/GDP，GDP为 2025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受限于 2025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尚未公开发布，行业总产出GO_i以《中国统计年鉴 2025》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作为近似代理变量；各行业出口额来自海关总署 2025 年分行业进出口统计；全国 GDP 取自国家统计局《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行业分类依据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其中通信设备（手机）制造（C3921）仅统计手机整机出口，不含基站、通信配套零部件。表中指标均由AI生成，存在口径近似带来的误差。

二、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及其测算

（一）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及测算

比较优势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基础。李嘉图从机会成本角度指出，国家间贸易收益并不取决于绝对生产效率，只要不同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存在差异，各国通过专业化生产自身优势产品，即可实现双边贸易增益而双赢。在此基础上，赫克歇尔-俄林禀赋理论（H-O要素禀赋理论）将比较优势来源归因于要素稀缺结构，认为各国会优先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依托要素结构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21，P102）。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要素国内充分流动等理想化假设之上，难以完全解释现实贸易格局。在现代分工体系下，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同样影响行业出口竞争力，比较优势不再是唯一的贸易决定因素。同时，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使得中间品贸易占比持续提升，进一步增加了比较优势识别与测算的难度。

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优势可从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进行测算。李嘉图视角依托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判断行业效率优势（海闻，2003，P97）；H-O框架则通过资本劳动比、人力资本结构等指标刻画要素禀赋差异。在应用研究中，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使用最为广泛，通过各国产品出口占比与全球出口结构的相对比值，判断行业贸易优势，当RCA大于1时，行业具备显性比较优势（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21，P76）。

由于单纯依赖出口数据，RCA无法剥离贸易政策、关税壁垒等外生干扰，仅能反映事后贸易表现。为此，学术界逐步采用净出口比率、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等改进指标，通过纳入进口信息优化测算精度。此外，引力模型回归也可用于识别行业结构性比较优势。整体来看，各类测算方式均存在口径偏差与数据约束，现实贸易结构由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机制共同决定（Costinot et al.，2012，P2114）。

（二）国际贸易中的规模经济及测算

传统贸易理论假定规模报酬不变，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等现代贸易现象。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报酬递增机制，认为即便各国技术、禀赋与消费结构相近，生产规模扩张带来的成本下降依然能够形成贸易优势，产生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福利（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21，P128）。规模经济分为内部与外部两类：内部规模经济来自企业产能扩张，通过分摊固定成本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多出现于高端装备、汽车、电子制造等垄断竞争行业，依托产品差异化参与国际竞争（海闻，2003，P176）；外部规模经济体现为产业集聚效应，行业集聚通过共享劳动力、产业链配套与技术外溢，整体降低区域企业生产成本。

市场开放能够整合各国需求、扩大有效市场规模，推动企业专业化生产差异化产品，依托规模效应降低成本、丰富消费品类，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动因（Krugman，1979，P472）。本地市场效应进一步说明，本土需求规模较大的行业更易培育出口优势。但产业集聚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先发国家的产业优势难以被后发经济体突破，使得贸易分工格局呈现固化特征。

规模经济的实证测算主要区分企业内部效应与产业外部效应（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2021，P142）。学界普遍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规模报酬系数，要素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则代表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结合Olley-Pakes方法可有效缓解内生性偏差（蒋为，2019，P72）；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则可灵活刻画成本随产出的变动特征，精准识别规模效应。

外部规模经济多依托产业集聚指数、生产率空间溢出模型检验行业集聚的正向外部效应，也可通过扩展引力模型识别市场扩容带来的贸易成本递减特征（陈勇兵等，2016，P56）。产业内贸易指数仅能作为辅助表征，无法直接量化规模经济强度。受统计口径、价格平减、内外效应叠加等因素影响，规模经济测算存在系统性误差，也是跨国行业贸易度估算偏差的重要原因（Helpman & Krugman，1985，P121）。

（三）2025 年中国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降序排列）

RCA计算公式：

如果RCA>1,，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数值越大，比较优势越强。

X_{ij}：中国 i 产品出口额；X_i：中国全部商品出口总额；

X_{wj}：世界 i 产品出口额；X_w：世界全部商品出口总额（Balassa,1965）。为此，2025 年中国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计算结果见表5。

 三、产能过剩问题

在国际经济学两部门框架下，国民经济可划分为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可贸易部门的产品，既可用于国内消费也可用于出口，由表1可见，有些产品的可贸易度达到60%以上。也就是说，国内生产的产品有60%以上是用于出口的。而这种可贸易度大于10%的产品正是开展国际贸易的物质基础。由表2至表4可见，美国的飞机、日本的电子产品和汽车、德国的汽车出口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均在50%以上。没有人説它们的产能过剩。

欧盟在其研究报告与贸易救济调查中，重点指控中国“可贸易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认为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大量新增产能，富余产品向外出口冲击欧盟本土产业（European Parliament,2026，P14）。被重点提及的产品主要集中在绿色制造、基础原材料与机电产品，如新能源汽车（纯电动乘用车 BEV）、光伏产品（太阳能电池、光伏组件）、锂离子蓄电池、钢铁及钢铁制品，还将化工纤维、非金属矿物制品、通用机械、电子、铝制品等纳入产能过剩风险行业清单。需要说明，欧盟的“产能过剩”判断基于其自身评估框架；实际上，上述产业的大规模投资源于全球绿色转型带来的真实市场需求，出口是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共同作用的正常贸易结果，并非单纯为消化过剩产能。如果这些产品仅够中国国内需要，其他国家的产品都是仅够本国国内需要，就不会出现国际贸易。

近年来国内不可贸易部门产能过剩集中体现在房地产、地方基建、本地公共配套设施等领域。

第一，房地产是不可贸易部门产能矛盾最突出行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 年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75306 万平方米，其中办公楼待售面积 5234 万平方米，商业营业用房待售面积 14105 万平方米，二三线城市商业地产、写字楼库存去化周期普遍超过 3 年，存量物业闲置问题突出（国家统计局，2026）。2025 年全国房地产施工面积 659890 万平方米，新开工、销售面积持续收缩，前期大规模投资形成的存量供给与居民住房需求错配，出现明显产能闲置。与可贸易制造业不同，房屋无法出口，库存消化只能依靠国内需求修复，调整周期更长。

第二，地方基建与市政配套同样存在闲置。部分城市超前建设园区场馆、市政道路等基建项目，项目建成后利用率偏低，形成闲置资产。这类基础设施属于典型不可贸易产品，投资依托地方财政与城投融资，受预算软约束影响，容易出现投资过度，产能利用率不足（孙成龙，2025；审计署，2025）。

第三，需要说明，国内官方不直接公布不可贸易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指标，存量库存、项目闲置率为间接衡量指标。对比可贸易部门，不可贸易部门产能过剩不会直接转化为出口倾销，更多体现为国内资产闲置、债务压力上升。

四、总结

目前学术界研讨得比较多的是全球“再平衡”、国内“再平衡”和房地产“出清”、“产能过剩”等问题。研讨这些问题需要数据分析的支持。这需要耗时耗力。我利用AI进行数据分析。AI估算可能不准确，但大体上能反映基本面的情况。

第一，可贸易度的跨国比较。目前各国官方并没有直接公布“可贸易率”或“可贸易度”等指标，主要还是停留在学术研究层面。基于TNT 模型与 10% 出口占产出的划分标准，通常将国民经济划分为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跨国测算显示，中国玩具、家具、光伏、锂电、新能源汽车等制造业可贸易度较高，大量产出面向国际市场；美、日、德则在航空、汽车、精密装备、化工领域保持高可贸易率。高可贸易行业的产品可跨境套利，产能能够依托全球市场调节供需，这是可贸易部门区别于不可贸易部门最核心特征。

第二，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共同塑造出口竞争力。显示性比较优势（RCA） 测算结果表明，中国高可贸易行业普遍拥有较强显示性比较优势。传统轻工依托要素禀赋形成比较优势；光伏、锂电池、新能源车等新兴制造业，除要素条件外，产业集聚带来的内外部规模经济持续摊薄单位生产成本，放大出口竞争力。比较优势解释专业化分工方向，规模经济进一步扩大行业出口规模，二者共同支撑中国制造业对外出口。

第三，产能过剩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与国际认知分歧。产能过剩在两类部门呈现完全不同特征。可贸易制造业具备出口渠道，欧盟将中国基于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形成的出口增长，指控为产能过剩；但美日德同类高外向产业的大规模出口并未受到同类指责。殊不知，正是超出本国需要的产能才是国际贸易 的物质基础。不可贸易部门（房地产、地方基建）产品无法出口，前期投资形成的闲置产能只能由本土需求吸收，供需错配带来资产闲置、债务压力，市场出清难度远高于可贸易部门。这实为我国化解产能过剩的重点领域。

第四，可贸易度、比较优势和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的政策含义。

1.“可贸易部门”：尊重比较优势与规模经济的市场化结果，区分真实过剩产能与具备竞争力的优质产能；引导产业理性投资，遏制低端同质化扩产和“内卷”；通过对外投资、多元化市场布局缓解国际贸易摩擦。

2.“不可贸易部门”：严控地方超前基建；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合理平稳出清；持续盘活房地产存量资产，推进闲置场馆、园区改造利用；理顺预算软约束，从源头抑制低效投资，化解国内资产闲置与债务风险。

3.完善监测体系：建立分部门产能利用率、可贸易度常态化监测机制，客观评估产能水平，避免用单一标准评判可贸易、不可贸易两类部门，理性回应国际上有关产能过剩的争议。

参考文献：

[1]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 [M]. 海闻，译.10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2] 海闻。国际贸易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萨克斯 J, 拉雷恩 F. 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 [M]. 费方域，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 Balassa B.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The Manchester School,1965,33 (2):99-123.

[5] Balassa B. The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doctrine: A reappraisal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4,72 (6):584-596.

[6]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79,9 (4):469-479.

[7] Helpman E,Krugman P R.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M]. Cambridge: MIT Press,1985.

[8] Costinot A,Donaldson D,Komunjer I. What goods do countries trade? A quantitative exploration of Ricardo’s ideas [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12,79 (2):2081-2114.

[9] De Gregorio J,Giovannini A,Wolf H C.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radables and nontradables inflation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4,38 (6):1225-1244.

[10] 卢锋，刘鎏。我国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国际比较 (1978—2005)—— 巴拉萨 - 萨缪尔森效应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关系的重新考察 [J]. 经济学 (季刊),2007,6 (2):357-380.

[11] 丁剑平，鄂永健。实际汇率、工资和就业 —— 对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证研究 [J]. 财经研究，2005,31 (11):41-49.

[12] 蒋为，周荃，干铠骏。国内市场规模扩张的方言壁垒及其出口效应 —— 基于本地市场效应的视角 [J]. 财经研究，2019,45 (7):68-81.

[13] 陈勇兵，李伟。中欧双边贸易的规模效应研究：一个引力模型的扩展应用 [J]. 世界经济，2016,39 (6):43-65.

[14] European Parliament. Industrial overcapacities, with a focus on China [R]. Brussels: European Parliament,2026.

[15]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 [S].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7.

[16] 孙成龙.激活存量资源潜力 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J]. 中国发展观察，2025 (22):45-48.

[17] 审计署.国务院关于 2025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R].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