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皇帝主持的年会、月会和早朝 

                张念瑜

【提要】唐代有外朝、中朝和内朝三朝。唐每年举行一次元旦、冬至大朝会是有必要的，但朔望日朝会是形式主义的，劳官伤财。常朝礼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与唐代皇帝、官员的政治热情、朝会效率和礼制本身的强制性有直接的关系。

唐代除三朝之外，也创新出其他形式的国是决策会议模式，如“延英奏对”、“学士召对”、中书门下的“宰相会议”等。

从秦汉到隋唐，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的强化是缓慢的。但自唐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和科举取士的激励，逐渐形成了买方式的人才市场，人才随数量的增加而不断贬值，直接导致了君主政体下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不断强化。南宋之后，这种等级差距关系也不断下沉。只有在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会创造社会平等关系的建立。

一、唐代的外朝、中朝和内朝及其礼制

       中国古代称臣见君为朝，君见臣为会，合称朝会（以下我们也称之为“会议”）。周礼规定，王畿以内的诸侯对天子，一年朝见四次，“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1]；王畿以外的诸侯分为“五服”，王畿以外方五百里为“侯服”，一年一见；再外五百里为“甸服”，两年一见；以后的“男服”、“采服”、“卫服”、“要服”依次类推。实际上，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规划。所以《礼记•王制》说：“诸侯之于天子，五年一朝。”同时，“时见曰会,殷见曰同。”[2]。所谓“时见”，是指诸侯不在规定期间朝见天子；“殷见”是指各方诸侯于一年四季分批朝见天子[3]。在朝会过程中，天子与诸侯见面要行礼。

按照周制，天子与诸侯、百官会见的地点也是有礼制规定的。按照《周礼》规定，天子有三朝，即外朝、治朝、燕朝[4]。唐代杜佑《通典》认为周天子有四朝：一是外朝，在皋门内，称之为决罪听讼之朝；二是中朝，在路门外，军事决策之朝；三是内朝，亦谓路寝之朝，即天子既从正朝视事毕，退適路寝听政；四是询事之朝，在雉门外。由于询事之朝为非常朝，故不言之，一般恒言三朝，即外朝、中朝和内朝{5}。  

三代以后，皇帝与诸侯、番主和百官朝会的时间与地点，大的方面还是继承了周礼的有关规定，也有发展。唐代有三朝，即外朝、中朝和内朝，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宫殿朝会。

在唐朝前期，三朝安排在长安城太极宫。太极宫建于隋初。隋称大兴宫，唐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改称太极宫。太极宫承天门及东西两殿为外朝，是“举大典，询众庶之处”；太极殿为中朝，两仪殿为内朝。

大明宫在禁苑东南，西接宫城之东北隅，始建于贞观八年(634年)，龙朔三年(663年)建成，乾宁三年(896年)毁于战乱。大明宫建成后，高宗移居于此，遂在含元殿举行外朝，宣政殿为举行中朝之场所，紫宸殿为举行内朝的场所。

二、唐代朝会与礼仪的一般规定

朝会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有严格的礼仪制度。无论是君见臣还是臣见臣，君臣的服饰、车舆、称呼、班序、行礼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们择要介绍。

第一，君臣的车服种类、规格。唐初，车服制度沿袭隋旧。武德四年（621年）正式颁布“车服令”，对皇帝、皇后、皇太子和群臣的车舆、衣服规格要求做了规定。

1．皇帝的车服。根据唐制,皇帝车舆分为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五路皆重舆。此外,还有耕根车、安车、四望车等。这些都是皇帝乘用的车舆,分别用于不同的场合,共计八等。唐代皇帝服饰类品繁多，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帢14种。其中“衮冕”是皇帝登位、祭庙、征还、遣将、纳后、元日受朝贺、林轩册拜王公时的着装[6]。皇帝的服装，“凡服饰尚黄，旗帜尚赤。乘舆之服则有大裘冕、衮冕、惊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翼善冠之服。”[7]不同的政治活动使用不同的车与服装。

2．群臣的车服。官员的服饰分为礼服（祭服、朝服、公服和准朝服）和常服。常服即官员平时穿的服装，主要为圆领袍衫，通常用有暗花的细麻布制成，领、袖、襟加缘边，在衫的下摆近膝盖处加一道横襕，故又称“襕衫”。群臣之服有21种，其中礼服是按照官品制定礼制的。一品之服为衮（gǔn，画龙于衣）冕者、二品之服为鷩（bì，赤雉）冕、三品之服为毳（cuì）冕者、四品之服为絺（chī，细葛布做的衣服）冕、五品之服为玄冕。平冕为郊庙武舞郎之服，爵弁为六品以下九品以上从祀之服。武官朝参穿带武弁，弁服为文官九品公事之服[8]。同时，不同品级的官员，衣服的颜色、花饰，袜、舄（xì，重木底鞋）及配饰等都有等级差别。群臣的礼服应该是政府统一制作和发放的。王维的《早朝》诗就有“莫辨更衣处”的诗句[9]。群臣之车舆的也是有等级的，有牛车和马车。

第二，君臣之冠、笏。皇帝带“通天冠”，用于冬至受朝贺、祭还、燕群臣、养老之服。皇帝还有“缁布冠”，“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10]。另外，笏（hù）是君臣上朝拿着的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制作笏板所用的材质，因执笏者的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礼记·玉藻》记：“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纹竹，士竹。”唐代之初，笏板使用的等级更加清晰，“象笏，上圆下方，六品以竹木，上挫下方。”[11]

第三，君臣的称呼。《唐六典》记：凡夷夏之通称天子曰“皇帝”，臣下内外兼称曰“至尊”，天子自称曰“朕”，臣下敷奏于天子曰“陛下”。皇帝服御曰“乘舆”，行幸曰“车贺”。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内，对皇帝皆称“臣”。凡散官正二品、职事官从三品以上、爵郡王以上，在公文中皆不称姓；凡六品以下官人奏事，皆自称官号、臣、姓名，然后陈事；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冈野诚，2018）[12]。

第四，群臣的班序。一人以上朝见皇帝就会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公元786年（贞元二年九月）敕：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13]，即按照职官级别和官品排成班序。同时，诸文武官朝参行立。二王后位在诸王侯上，其余各依职事官品为叙。职事同者，以年龄排序。致仕官各居本品之上。若职事与散官、勋官合班，则文散官在当阶职事者之下，武散官次之，勋官又次之。官同者，异姓为后。若以爵为班者，爵同者亦准此。其男以上任文武官者，从文武班。若亲王嗣王任卑者职事，仍依本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职事官，在同阶品上。自外无文武官者，嗣王在太子太保下，郡王次之，国公在正三品下，郡公在从三品下，县公在正四品下，侯在从四品下，伯在正五品下，子在从五品上，男在从五品下。即前资官被召及赴朝参，致仕者在本品见任上，以理解者在同品下。其在本司参集者，各依职事。诸散官三品以上在京者，正冬朝会依百官例，自馀朝集及须别使，临时听敕进止[14]。这种礼制与后世的计划经济或供给制是导致中国文化官本位制根深蒂固的深层根源。

三、唐代皇帝主持的年会

唐代元旦、冬至大朝会是一年举行一次。高祖、太宗时在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举行；高宗以后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

《新唐书》记载：“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而会。”[15]。“元正”也称元旦、元朔、元日或春节。冬至为公历12月21日至22日之间，冬至“阴极之至,阳气始至,日行南至。”[16]。按照隋唐至宋代风俗,冬至、元正、寒食为三大节,放假七日,但唐朝皇帝却在元正、冬至日受群臣朝贺。

实际上，岁首大朝会始于西周。按周制，每逢岁首举行大朝会即百官朝见天子。秦汉直至明清，历代沿袭不衰。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根据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主水德，按“五行”水行配亥月（十月）与子月（十一月），故颁令以十月为岁首，“大朝会”定在新年亥月初一即正月旦举行。同时，实行廷议制度。《史记•秦皇帝本纪》中记载了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的三次重要廷议。议题涉及议帝号、废谥法；废分封、立郡县和焚诗书。三次廷议，都没有什么跪拜礼之类的记载。

汉初，刘邦与大臣们不懂朝仪，遂命秦朝旧吏叔孙通参酌秦法制订汉朝的朝会礼仪制度。朝会地点初在长乐宫，后改未央宫。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时举行“大朝会”。文武百官分列东西两边站立，“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17]。这里没有跪拜礼的仪式。

  唐初，沿袭隋制。到唐玄宗时期，朝会制度已经很完备。唐代每年元正（元旦）的大朝会，礼仪最为隆重。朝会之日，文武百官按规定位置站列，“皇帝服衮冕，冬至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宝郎奉宝置于前，公、王以下及诸客使等以次入就位。典仪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上公一人诣西阶席，脱舄，跪，解剑置于席，升，当御座前，北面跪贺，称：‘某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与天同休。’乃降阶诣席，跪，佩剑，俯伏，兴，纳舄，复位。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诏，降，诣群官东北，西面，称‘有制’。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庆，与公等同之。’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三称万岁，又再拜。’”[18]这套礼仪与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明清的朝会的景象差别不大。

在元旦、冬至大朝会过程中，皇帝要接见番主。同时，按照规定，诸州都督、剌史和上佐每年末入京述职。他们要参加朝廷以“元会”为中心的礼仪活动，参与应对中央对地方官的考课之事[19]。同时，要举荐人才，为中央决策提供建议与意见，等等。这一制度曾因安史之乱而废止，虽然唐德宗一度恢复，但唐皇室已日渐式微。774年敕，废冬至朝贺；779年敕，元正朝会停，788年敕又恢复元正朝会[20]。

四、唐代皇帝主持的月会

中国古代根据月相全过程和农历的对应关系，将每月初一称为朔（日月合于朔），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日，偶或是十七日）称为望，每月初三称为朏，初七或初八称为上弦，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称为下弦，每月的最后一日称为晦。

朔日、望日朝会是半月举行一次。高祖、太宗时，“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21]；开元中，皇帝受朝于大明宫宣政殿[22]。宣政殿前左右分别有中书省、门下省和弘文馆、史馆、御史台馆等官署。在殿前有三门并列的宣政门[23]。起初，百官可以在朝会上向皇帝奏事。到开元时，玄宗认为朔望日是陵寝荐食之日，在前殿举行大朝会有失思敬之心，于是在便殿即紫宸殿举行。由于紫宸殿位于宣政殿之后，须从閤门而入，方能到达，故称之入閤。所谓“朔望荐食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24]实际上，朔望日能够入閤的只有高级官员和宦官，其余百官只能遥向皇帝起居。

朔望日朝会开始于太宗时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月八日令百寮朔望日，服葱褶（五品以上通用绫及罗；六品以下通用小绫）以朝[25]；永徽元年（650年）十月五日，京官文武五品，依旧五日一参；神龙元年（705年）四月十四日，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参日，升殿食。开元（713-741年）中，萧嵩奏，每月朔望。玄宗时，朝参官员已经扩大到九品官员。《唐六典》规定：“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26]。

到玄时期，朔望日朝会制度建立起来了。按照唐制，所有在京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的，每月初一和十五服裤褶以朝。朔望日朝会是大型朝会，朝参人数众多，皇帝对此非常重视，因此，礼仪非常隆重。朝会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依时刻陈列仪仗，“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在监察御史的带领下，群官按品级于殿庭就位，皇帝始出就御座，群官在典仪唱赞下行再拜之礼[27]。《大唐开元礼》规定：其日，依时刻文武群官九品以上俱集朝堂次。奉礼设文武群官位于东朝堂之前，文左武右，重行北面，相对为首。又设奉礼位于文武官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设通事舍人位于文官为首者之北，少东，西向，并如常，奉礼帅赞者先就位。舍人各引文武群官俱就位，立定，舍人引为首者少进，通起居讫，退，复位。奉礼唱“再拜”。赞者承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入奏讫，舍人承旨出，复位，西面称：“敕旨”。群官在位者皆再拜，宣敕讫，又再拜。舍人及群官俱退[28]。

显然，唐代的朔望日朝会可能宣布诏敕，但不奏事，会而不议。朔望日朝会仅仅只是君臣礼仪性的朝会而已。安史之乱期间一度中断。以后，官员们对这种形式主义朝参消极逃避，以致处罚也无济于事。唐朝末年，朔望朝制度又有所变化，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七月，“太常礼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积善宫起居，文武百官于宫门进名起居。’从之。”[29]此时，唐朝已临近灭亡。

五、唐代的早朝或常朝

常朝也叫常参，或日朝、早朝。常朝也可以称之为皇帝主持的御前会议。唐前期常参按照规定进行，唐后期，常参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

1．参加常参的官员。文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30]。但常参的官员人数是多少？没有见到确切的数据。《文献通考》说唐有官员18805人（其中内官2620人，外郡县官16185人）[31]，但没有注明时期和官品分类数据。按照《唐六典》所列官员及额员，五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唐在京五品以上文官大约有200多人。所以，常参人数也不少。但自安史之乱后，人马劣弱，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参。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参。当上日（朔日），不在此例。其长上（位从九品下）折冲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诸司及长上者，各准职事参。其弘文馆、崇文馆及国子监学生，每季参。若雨霑失容及泥潦，并停[32]。

2．常朝的地点。前后有所变化。高祖、太宗时在长安城太极宫太极殿常参，高宗时迁往大明宫宣政殿。

3．唐代的常朝没有严格坚持每日上朝的制度。唐初，由于统一战争和国家体制创建，每日朝参。随着时局的稳定，639年房玄龄奏请三日一朝。到649年，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651年改为“五日一朝”。武则天时，敕“每十日一朝”。中宗即位之后，制令“每隔日不坐”。玄宗即位后，并没有建立和完善常朝制度。玄宗晚年荒政，常朝、朔望日朝制度遭到破坏。德宗贞元元年（785)，因蝗旱灾害之故，改常朝为“奏事悉于延英殿”，形成“延英奏对制度”。到唐哀帝时，诏“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33]。显然，终唐一代，“每日常朝”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4．常朝的礼仪。唐代常朝也有严格的礼仪制度。由于唐政府不为京官分配住宅。官员住宅由自己建造或租赁，因而，官员的住宅离太极宫或大明宫的路程不会太远。唐代早朝的准确时间没有见到记载[34]，但百官需要提前赶到太极殿或宣政殿。由于宫门要到“夜尽”（早晨5时以后）[35]才开启。为便于等候（“待漏”）官员的休息，皇帝特意修建了“待漏院”[36]。按照唐制，早朝迟到或不到是要处罚的[37]。因而，早朝的官员四更就得起床。有参加早朝的官员的《早朝》诗，上早朝都是披星戴月的[38]。夜漏尽后二刻宫门开启，群臣在御台官员的率领下，进入宫门口，经过守卫宫门的监门校尉“门籍”后，再经过“诘典七转”的龙尾坡道，按照规定的班序站列。

《新唐书》对早朝礼仪有具体的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监察御史二人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以涖之。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监门校尉二人执门籍，曰：‘唱籍’。既视籍，曰：‘在’。入毕而止。次门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观象门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西门而入，至閤门亦如之。夹阶校尉十人同唱，入毕而止。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书省官为首。……侍中奏‘外办’，皇帝步出西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开。左右留扇各三。……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内谒者承旨唤仗，左右羽林军勘以木契，自东西閤而入。……。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内外仗队，七刻乃下。常参、辍朝日，六刻即下。”[39]从百官进入宫门到早朝仪式毕，耗用了1小时时间[40]。

5．百官奏事。文武百官向皇帝“进言陈事”，称之为“上书”，其文体为“表” [41]。如果奏议的事情属于机密性事项,为防止泄漏,须用黑色口袋,贴上双重封条呈进,称为“封事”。常朝仪式完毕之后，就进入常参官奏报国事活动。百官奏事有两种方式：一是当场向皇帝奏报；二是向皇帝呈“上书”。高宗时，五品以上官员的“封事”，不能当场呈报，要等皇帝视朝完毕后面奏。709年敕，封事向中书门下奏报；710年敕，重大事情的封事要提前三天奏报中书门下，加一份“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 御史弹事，亦先进状。730年敕，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陈奏听，其余常务，并令进状[43]。784年, 唐德宗谓宰臣说：近者朝官谏言，都不陈奏，时之利病，何以知之。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庶有宏益。”[44]。由此可见，官员们的政治热情与唐前期迥然不同。到唐后期出现“追朝”现象。例如，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二月御史台奏，有关于“应文武常象官本朝及入閤、追朝不到，并连请假故，久阙朝象等”的处理问题[45]。

6．百官是站着还是坐着。常参官员至少需要五更（3-5时）起床，从早晨4时到早朝仪礼毕（6:30时）至少站了两个半小时，常参官员都是五品以上的中高级干部，年龄普遍偏高。接下来的“百官奏事”环节，宫廷是安排了座位的。根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而听焉。”[42]，向百官读时令是在宣政殿。也是就是说，宣政殿堂是有座位的。宋代《邵氏闻见记》：“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事，盖‘坐而论道’之义。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引文中的“艺祖”，是指宋太祖赵匡胤。这个故事是说，唐朝百官向皇帝呈事，不需要跪拜或站立，可以“坐而论道”。到宋朝则变了。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钱穆，2014.pp.83-84）。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六、唐代皇帝主持的内部会议与“入閤”制度

内朝也称燕朝。高祖、太宗时期，太极宫的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为内朝（隋曰中华殿，贞观五年改为两仪殿）[43]。高宗移居大明宫，“宣政北曰紫宸门，其内曰紫宸殿，(即内朝正殿也。)”（《唐六典》卷7《尚书工部》注）。《类编长安志》则称其为“内衙之正殿”[44]。唐人通常将其称之为“便殿”。

紫宸殿是皇帝生活起居的内宫性质的殿堂。其前堂用于日常办公，后室则是休息的处所。武则天掌权后，由于是皇太后身份，她不坐正衙宣政殿听政，却常坐紫宸殿听政，因而，将紫宸殿作为主要议政场所[45]。

 紫宸殿作为内朝是容易解释的。皇帝处理国是不可能都在正衙宣政殿处理。我们在前文已述，朔望日朝会并不议事，百官的“封事”或由中书省转奏，涉及到机密或参奏的“上书”由官员亲自交皇帝；常朝一般不当场让百官向皇帝交《上书》，要求官员“仗下”交皇帝，即皇帝视朝毕，所列仪仗兵卫退下之后交皇帝。所以，处理这些封事或其他的军国大事，只能在紫宸殿。同时，皇帝也在紫宸殿召对、问政。大臣能够进入紫宸殿朝奏、议事，叫做“入閤”[46]。由于内朝官都是皇帝的近臣或宰相等高级别的官员，其礼最轻。宋代欧阳修说：“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其（指皇帝）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閤。然，朝也，其礼尊；閤，宴见也，其事杀。”[47]。

实际上，史籍关于紫宸殿与“入閤”制度的形成的记载是不清晰的。由于没有有关史料，又不是当事人，新旧唐书的作者和《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未毕详细了解。唐代宰相杜佑所撰《通典》并没有详细介绍。在内朝宫殿形成“入閤”制度应该是与正衙（宣政殿）政治活动极度减少相联系的。有关事件有：

第一，开元年间，每月朔望朝由宣政殿移到了紫宸殿[48]。

第二，常朝也移至紫宸殿。司马光《涑水记闻》：“紫宸殿，谓之上閤，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49]。皇帝单日御朝坐紫宸殿。这实为常朝。《唐会要》记载：“（贞元）七年（791年）十一月诏：常参官入阁。”[50]。常参官为五品以上官员。显然，常朝移至到了紫宸殿。

根据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凡朝会之仗，三卫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51]。宣政殿属于正衙。后来皇帝将朔望日、常参都移到便殿，其仪卫也移到便殿。从开元中始，紫宸殿增设“仪仗扇”，或称之为“索扇”制度，以烘托皇室威严的氛围[52]。公元835年（大和九年）11月21日发生的“甘露之变”就是利用紫辰殿早朝[53]。由此可见，紫宸殿不再仅仅是内朝，也是常朝或早朝的场所。

七、结束语

关于唐代的朝会及其礼仪制度，我只介绍了元正、冬至大朝会、朔望日朝会、常朝和内朝等嘉礼部分，与番主朝会的宾礼部分基本没有介绍。

在学生时代，我对朝廷群官跪拜和女人裹足的文化现象就有兴趣，也想凭自己的知识特长，对其进行制度经济学的解释。2015年我曾写过一篇《从缠足的兴败看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变化规律》的文章。此文对跪拜礼进行一些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第一，唐代外朝、中朝和内朝对应着年会、月会和日会。

按照《周礼》规定，天子有四朝。因询事之朝非常朝，一般只讲三朝，即外朝、治朝、燕朝。唐代因隋制而继承了三朝礼制，但有很大的发展，并影响后世。

隋初建设的长安太极宫，其中承天门及东西两殿为外朝，“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54]。

高宗时，三朝移至大明宫。其中含元殿为外朝、宣政殿为中朝、紫宸殿为内朝。玄宗以后，在宣政殿举行的朔望日朝会、常朝移到紫宸殿。

一年举行一次的元旦、冬至大朝会是有必要的。期间，皇帝将与番主、百官，尤其是地方来京的官员朝会，可能达到组织沟通、联络感情，发现与推荐官员的作用。但朔望日朝会是形式主义的，基本上是劳官伤财。这两个朝会到晚唐都停废了。

第二，常朝礼制没有得到严格贯彻，与唐代皇帝、官员的政治热情、朝会效率和礼制本身的强制性有直接的关系。

《唐律释文•序》：“夫礼者民之防,刑者礼之表,二者相须犹口与舌然。礼禁未萌之前,刑制已然之后,使民在宥,各遂其生,圣人用之,不得已也。”唐在不同时期分别制定过《贞观礼》《显庆礼》和《大唐开元礼》。而按照唐律，违反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和有关礼制的都是要受惩罚的。但三朝礼制的变更都是按照皇帝的诏令进行的，属于依法变更。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宪法，皇帝本人随时生产法律而不受法律限制。这是封建专制的全部秘密。

常朝也称之为日朝，俗称早朝，即每天一朝。百官披星戴月于5：30时之前赶到中朝宫殿，仪式结束已是6：30时，之后再进行奏事。常朝会议结束、百官随仪仗队退出殿庭后，皇帝再与宰相及有关大臣议决军国大事，也即“每仗下，议政事。”[55]。早朝后由朝廷免费提供早餐。皇帝、百官都要吃早餐，所以，早朝的“仗下”御前决策会议很难有效率。

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每日一朝，算得上是一个理由。但在和平时期，每日一朝，最后也只能成为形式主义义的花架子。高宗曾信誓旦旦说要“勤政”，要坚持每天上朝，最后还是诏令五日一朝。

唐代早朝礼制执行的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唐朝皇帝、百官的政治热情由盛而衰。在唐初，早朝制度执行得比较好。武则天以后，早朝制度变化很大，出现过十日一朝、五日一朝、隔日一朝，最后成了可有可无的会议。

第三，除三朝之外，唐代也创新出其他形式的国是决策会议模式。

在唐代的三朝中，只有常朝（早朝）是研究、决策国家军政大事的。但唐代也创新出其他形式的国是决策会议形式。由皇帝主持的“延英奏对”会议，是紫宸殿之外的会议[56]；皇帝主持的“学士召对”，即皇帝不定期地在偏殿召翰林学士商议国是[57]。另外还有中书门下的“宰相会议”，等等。

第四， 君主专制经验的历史积累和人才资源状况直接导致了君主政体下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不断强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跪不拜。就是说，在史书上看到“拜”礼，肯定是跪拜礼。在跪拜礼没有上升为国家礼制之前，跪拜礼仅表示宾主之间的敬意。上升为礼制之后，跪拜礼才有社会等级的意义。实际上，唐代皇帝在有关公开活动中，按照礼制要求也要行跪拜礼和揖礼[58]。

从史料披露的情况来看，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是不断强化的。《史记•秦皇帝本纪》记载了秦始皇主持的三次廷议，都没有跪拜礼之类的记载。刘邦命叔孙通设计的朝会礼仪，也没有跪拜礼仪式。在朝会中，百官向皇帝行跪拜礼起于何时，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有关史料记载。唐朝的朝会都有百官向皇帝行跪拜礼（空首拜礼）的规定。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民国废除跪拜礼为止。

唐代的常朝是备有座位的，早朝仪式毕后，百官应该是坐着的。唐代宰相与皇帝商讨国是时，皇帝会赐座，有时也会发生争论。到宋代，宰相是站着与皇帝商讨国是时的。以后的元明清，在非正式场合，宰相与皇帝商讨国是时是要行跪拜礼的。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君臣之间的等级差距是不断强化的。

朝廷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等级差距也在不断强化。先秦至秦汉时期崇尚马车，贵族、官员朝会都坐马车。但由于乘坐马车的礼仪繁缛，官员们逐渐喜好牛车。牛车兴盛之风直至隋唐五代。牛车也有等级（《新唐书•车服志》：“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油纁，朱里通幰，朱丝络网。二品以下云油纁、络网。四品有青偏幰。”）。自南宋开始，政府高级官员喜好乘坐人抬的大轿，大轿有四人抬的大轿，有八人抬的大轿，依官员的级别不同而定[59]。

 钱穆先生认为，唐朝百官朝会，宰相得有座位；宋朝宰相要倍同百官站着。究其原因是，唐朝宰相出身门第世家，宋朝宰相是“晚唐五代进士轻簿传下的一辈小家样的读书人”（钱穆，2014.pp.83-84）。这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主要原因。我认为主要原因是：自唐代中后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和科举取士的激励，促进了全体国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尤其是有功名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买方式的人才市场。所以，人才随着文化的发展和人才数量的增加，是不断贬值的。同时，官位本身是稀缺资源，官职由朝廷任命，职官成为了官位的垄断者。因而，官员在皇帝面前是“打工仔”角色，在百姓面前是“二主子”的角色。而这种关系只有在新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条件下才会改变。

注释：

[1][2]《周礼•春官•大宗伯》。

[3]殷见。“殷见曰同。”郑玄 注：“殷，犹众也，十二岁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见，四方四时分来，岁终则徧。”

[4]外朝、治朝、燕朝。《周礼•秋官•朝士》：“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礼记•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则以官，司士为之。”郑玄 注：“外朝，路寝门之外庭。”；《周礼•天官•大宰》：“王眡治朝，则赞听治。”郑玄 注：“治朝，在路门外，羣臣治事之朝。”；《周礼•夏官•太仆》：“王眡燕朝则正位，掌摈相。”郑玄 注：“燕朝，朝於路寝之庭。王图宗人之嘉事，则燕朝。”

[5] 《通典》卷第七十五•礼三十五•沿革三十五《宾礼》。

 [6]《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

[7]《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8]《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

[9]《全唐诗》的第125卷第9首《早朝》。

[10]《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

[11]《新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十四《车服》。

[12]《唐六典》卷四《 尚书礼部》。

[13]《通典》记载：中书门下（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各以官为序)为供奉官。通事舍人，若横行参贺辞见，御史台、留守、副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使、都围练、都防御使，并大都督大都护持节兼者，即入班，在正官之次。馀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诸使下无本官，唯授内供奉里行者，即入班，亦在正官之次。有本官兼者，各从本官班序。如本官不是常参官，并宪官是摄者，唯听於御史班中辞见。殿中省官分左右随繖扇立，若入閤，亦如之。一品班、二品班、三品班、四品班、五品班。武班供奉班，宣政殿前立位。入閤升殿。应当上合入閤人，各依前件立。其不合入閤人，各依本职事立。非当上人，遇合参日，并从本官品第班序。其入閤日升殿，除千牛卫将军、中郎将外，馀并以左右卫中郎将充。其诸卫及率府中郎将，不得升殿。一品班、二品班、三品班、四品班、五品班。尚书省官。、东宫官，王府官，外官。、太常宗正丞。尚食奉御，尚药奉御。诸王府官。检校官、兼官及摄试知判等官。含元殿前龙尾道下叙班。文武官行立班叙。、文官充翰林学士、皇太子侍读，武官充禁军职事（《通典》卷七十五•礼三十五•沿革三十五•宾礼二》）。

[14]《通典》卷七十五•礼三十五•沿革三十五•宾礼二》注。

[15]《新唐书》卷十九《志第九••礼乐九》。

[16]《孝经说》及《三礼义宗》。

[17]《史记•叔孙通列传》。

[18]《新唐书》卷十九《志第九•礼乐九》。

[19]《唐六典》 卷2〈吏部考功郎中〉。

[20]元正冬日朝会废立。“大历九年十一月八日敕。故源王发引迁神。废冬至朝贺。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敕。元日。门下侍郎奏祥瑞。宜停。至贞元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书侍郎李泌奏。冬至朝贺。请准元日。中书令读诸方表。敕旨宜依。”（《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常朝日附）》）。

[21]《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

[22]《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

[23]宣政殿也是常朝的殿堂。另外，皇帝亲躬的典礼、仪式多在宣政殿举行，传授国玺及新帝即位、举人殿试、读时令、每年五月一日大会群臣、接见番邦使节等也在宣政殿举行。

[24]《新五代史》卷54《李琪传》。。

[25][26]《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

[27]《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

[28]《大唐开元礼》卷129《嘉礼•群臣奉参起居》。

[29]《旧唐书》卷20下《哀帝纪》。

[30]《唐六典》卷4《礼部》。

[31]（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七《职官考一》。

[32]《通典》卷七十五《礼三十五•沿革三十五•宾礼二》。

[33]早朝变化的诏令。根据《旧唐书•杜正伦传》记载，唐太宗曾经说过：“朕每日坐朝，欲 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表明当时唐太宗每天都要临朝听政。《唐会要》载：“贞观十三年（639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元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报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其后至永徽二年（651）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例程。显庆二年（652年）二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奏：以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许之。”（《唐会要》卷二十四《受朝贺》）;武则天时，敕“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唐中宗即位之后，“以时属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结果招致文武百官的批评和谴责。玄宗即位后，并没有建立和完善常朝制度。天宝年间（741-755年），常朝制度非常混乱，原有的五日一上朝的制度以及每半月举行的朔望朝制度都遭到破坏。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德宗时期，常朝制度又有所改变。据《册府元龟•帝王部朝会一》记载，德宗贞元元年（785)，由于蝗旱灾害，“八月甲子诏不御正殿，奏事悉于延英。庚寅，视朝于延英殿，群臣列位于延英门外”。这一因灾而避正殿的权宜之计后来竟演变为经常性的制度，也就是延英奏对制度。到了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的时候，更下诏“每月只许一、五、九日开延英，计九度。其入閤日，仍于延英日一度指挥；如有大段公事，中书门下具榜子奏请开延英，不计日数”。

[34]清朝早朝的时间。清代何耿绳《学治述略》上的介绍，春冬二季是卯正一刻发头梆，约合现在早上六时，夏秋二季是卯初一刻，约合现在五时半左右。但官吏们正式开始办公的时间，又要稍后一些，冬春二季是辰正一刻，约合现在八时左右，夏秋二季是辰初一刻，约合现在七时半左右。

[35]《唐六典》：“凡皇城、宫城阖门之钥，先酉（17-19时）而出，后戌（19-21时）而入；开门之钥，后丑（1-3时）而出，夜尽而入。（宫城、皇城钥匙，每日入前五刻出闭门，一更二点进入；五更一点出开门。夜漏尽，第二冬冬后二刻而进入。）（《唐六典》卷八门下省《门下省》注）。

[36]唐李肇 《唐国史补》卷中：“旧百官早朝，必立马于望仙建福门 外，宰相于光宅车坊，以避风雨。元和初，始制待漏院。”；《唐会要》：“三年六月。百官初入待漏院。候禁门启入朝。故事。建福望仙等门。昏而闭。五更而启。与诸里门同时。至德中。有土蕃自金吾仗亡命。因敕晚开。宰相待漏太仆寺车坊。至是。始令有司各据班品。置院于建福门。”（《唐会要》卷二十五《杂录》）。

[37]“先天二年十月敕。文武官朝参。着葱褶珂伞者。其有不着入班者。各夺一月俸。若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频犯者量事贬降。其衣冠珂伞。乃许着到曹司。”（《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常朝日附）》）；“广德二年九月一日敕。朝官遇泥雨。准仪制令。停朝参。军国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废阙。泥既深阻。许延三刻传点。待道路通。依例程。以后亦宜准此。”（《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常朝日附）》。

[38]唐代官员殷尧藩（780-855年）的《早朝》诗（《全唐诗》卷492）为：

曙钟催入紫宸朝，列炬流虹映绛绡。

天近鳌头花簇仗，风低豹尾乐鸣韶。

衣冠一变无夷俗，律令重颁有正条。

昨日钟山甘露降，玻璃满赐出宫瓢。

唐代官员耿湋（约公元七六三年前后在世)的《早朝》诗（《全唐诗》第268卷）：

钟鼓馀声里，千官向紫微。

冒寒人语少，乘月烛来稀。

清漏闻驰道，轻霞映琐闱。

犹看嘶马处，未启掖垣扉。

[39]《新唐书》卷二十三上•志第十三上《仪卫上》。

[40]早朝仪式的起讫时间。《唐六典》：“挈壶正、司辰掌知漏刻。孔壶为漏，浮箭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候焉。(箭有四十八，昼夜共百刻。冬、夏之间有长短：冬至，日南为发，去极一百一十五度，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日北为敛，去极六十七度，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发敛中，去极九十一度，昼、夜各五十刻。秋分已后，减昼益夜，九日加一刻；春分已后，减夜益昼，九日减一刻。二至前后则加减迟，用日多；二分之间则加减速，用日少。凡侯夜漏以为更点之节，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五点，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显然，一昼夜为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00刻，每一刻为14.4（=1440/100）分钟，但实际上按照1刻等于15分钟。这样，一个时辰等于8刻。同时，中国古代将夜分为五更，即：

一更天：戌时 19:00 - 21:00

二更天：亥时 21:00 - 23:00

三更天：子时 23:00 - 01:00

四更天：丑时 01:00 - 03:00

五更天：寅时 03:00 - 05:00

《新唐书》记常参“六刻即下”，应该是指卯时六刻结束。卯时六刻是早晨6：30分钟。也就是说，百官进宫门是5：30，谒拜礼仪结束是6：30分钟，仪式全过程折腾了1小时。

[41]上呈公文的各类。《唐六典》：“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

[42]《唐会要》卷二十六《读时令》。

[43]《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

[44] 元代骆天骧撰《类编长安志》卷2。

[45] 《资治通鉴》：“中宗即位，天后称皇太后，遗诏军国大务听参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越三日，太后临轩，命礼部尚书摄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摄司空王德真册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惨紫帐临朝。”（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三卷《唐纪十九》。

[46] 明代刘绩撰《霏雪录》:“入閤之礼，案：唐故事，天子日御前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礼尊; 閤合，宴见也，其礼杀。自乾符以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閤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閤，其后亦废。至是而复，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閤，见中兴殿，(后唐明宗殿也)，便殿也，此入閤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閤。”(清)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三《入合》。

[47] 《新五代史》记载：自唐末丧乱，朝廷之礼坏，天子未尝视朝，而入閤之制亦废。常参之官日至正衙者，传闻不坐即退，独大臣奏事，日一见便殿，而侍从内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诏群臣，五日一随宰相入见内殿，谓之起居。琪以谓非唐故事，请罢五日起居，而复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数见群臣也，不可罢。而朔望入閤可复。”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见群臣，曰常参；朔望荐食诸陵寝，有思慕之心，不能临前殿，则御便殿见群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谓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谓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唤仗，由閤门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随以入见，故谓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礼尊；閤，宴见也，其事杀。自乾符已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朔望，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閤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閤，其后亦废，至是而复。然有司不能讲正其事。凡群臣五日一入见中兴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遗制，而谓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谓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对官论事，而内殿起居，一见而退，欲有言者，无由自陈，非所以数见群臣之意也。”明宗乃诏起居日有言事者，许出行自陈。又诏百官以次转对。）（(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李琪(兄掞)》）。

[48] 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常朝日附）》。

[49] 唐入閤制度。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上问宰柑唐世入閤之仪，参知政事宋庠退而讲求以进，曰：“唐有大内，有大明宫。大内谓之西内，大明宫谓之东内。高宗以后，多居东内。其正南门日丹凤，丹凤之内日含元殿，正至大朝会则御之。次曰宣政殿，谓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则御之。次北紫宸殿，谓之上閤，亦曰内衙，奇日视朝则御之。唐制，天子日视朝，则必立仗于正衙，或乘舆止于紫宸，则呼仗自东西蔺门入，故唐世谓奇日视朝为入閤。”）

[43]仗下上书。根据唐初规定：六品以下官奏事。皆自称官号臣姓名，然后陈事；通事舍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则不称官号。永徽二年（651年）十二月诏，五品以上“上封事”，不能进，听仗下（即皇帝视朝毕,所列仪仗兵卫退下）面奏。景龙二年（709年）二月七日敕。仗下奏事人，宜对中书门下奏。若有秘密，未应扬露。及太史官，不在此限。至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敕，诸司欲奏大事，并向前三日，录所奏状一本，先进，令长官亲押。判官对仗面奏。其御史弹事，亦先进状。至开元五年（711年）九月十二日诏。比来百司及诏使奏陈，皆待仗下，颇乖公道，须有革正，自今以后。非灼然秘密，不合彰露者，并令对仗。如文书浩大，理文杂着，仍先进状，其太史官，自依旧例。至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诏曰。百司及奏事。皆合对仗公言，比日以来，多仗下独奏，宜申明旧制，告语令知。如缘曹司细务。及有秘密不可对仗奏者，听仗下奏。开元十八年（730年）四月二十一日敕，五品以上要官，若缘兵马要事，须面陈奏听，其余常务，并令进状（《唐会要》卷二十五《百官奏事》）。

[50]唐会要卷二十四《朔望朝参（常朝日附）》。

[51]《新唐书》卷二十三上•志第十三上《仪卫上》。

[52]索扇制度。《唐会要》记载：“开元中。萧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于宣政殿。先列仗卫。及文武四品以下于庭。侍中进外办。上乃步自序西门出。升御座。朝罢。又自御座起。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散。臣以为宸仪肃穆。升降俯仰。众人不合得而见之。乃请备羽扇于殿两厢。上将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座定。乃去扇。给事中奏无事。将退。又索扇如初。令以例程。”（唐会要卷二十四《二王三恪》）；《新唐书》记载：“侍中奏`外办' , 皇帝步出西序门, 索扇, 扇合。皇帝升御座, 扇开。左右留扇各三。”〔《新唐书》卷二十三《仪卫志》。

[53]《旧唐书》：（大和九年11月）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韩约不报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有甘露，臣已进状讫。…”（《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一十九《李训传》。

[54] 《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太极殿为中朝，“朔、望则坐而视朝焉”（《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两仪殿为内朝，“常日听朝而视事焉”（《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

[55] 《新唐书》卷47《百官志二》。

]56]延英奏对。 《唐语林》卷3“方正”条说：“（德宗时）韩太保皋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陈，必于紫宸殿对百寮而请，未尝诣便殿。上谓之曰：'我与卿言，于此不尽，可来延英。访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谓皋曰：'自乾元已来，群臣启事皆诣延英得尽。公何独于外庭对众官以陈之？无乃失于慎密乎？’”

[57] 学士召对。《资治通鉴》卷238《唐纪五十四》“宪宗元和五年六月”条载：“是时，上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逾月不见学士，李绛等上言：'臣等饱食不言，其自为计则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询访理道，开纳直言，实天下之幸，岂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对来。’”

[58] 皇帝向三老行跪拜礼。《新唐书》记载：皇帝也拜。“銮驾既至太学，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群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赞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于学堂南门外之西，东面北上；奉礼赞群老出次，立于三老、五更之后；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于学堂北户之内，当户北面。侍中版奏"外办"。皇帝出户，殿中监进大珪，皇帝执大珪，降，迎三老于门内之东，西面立。侍臣从立于皇帝之后，太常卿与博士退立于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夹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导，敦史执笔以从。三老、五更于门西，东面北上，奉礼引群老随入，立于其后。太常卿前奏"请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摄齐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从，仍杖，夹扶至阶，皇帝揖升，俱就座后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拜，皇帝又西向肃拜五更，五更答肃拜，俱坐。”（《新唐书》卷十九志第九《礼乐九》）。

[59] 明代规定官员牛车的规格。《明史•舆服志》记载：“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yú：抬）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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