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金属货币及其制度安排

                 张念瑜

从秦汉到清朝，中国传统社会出现过三种主流的铸币形制：一是秦半两；二是汉五铢；三是唐朝的开元通宝。宋朝沿袭唐朝的开元通宝形制。同时，宋朝沿袭了五代的基本做法，大量铸行铁钱，并且，铸币流通具有地方性。宋朝在钱币铸行和管理上有许多创新。

在宋朝的西部和北方环绕着劲敌，并经常受到这些少数民族的侵略。这使得宋朝人逐渐淡化了“天下”的理念，慢慢形成了国家的意识。实际上，只有有了国家意识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因而，宋代的钱币和纸币的铸行与流通管理，与唐代、五代有很大的不同。

一、宋代的钱币形制

宋代钱币基本上沿袭了唐代开元通宝的形制。开元通宝也是外圆内方，但放弃了汉五铢钱以钱文重量度量价值的做法，故称之为“通宝”，但“开元”不是年号，是指开国，开辟新纪元之意。钱文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读作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读作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1]。苏辙撰《龙川略论》记载，苏辙至京师，参知政事王介甫（即王安石）问铸钱。苏辙回答：“唐开通钱最善，今难及矣”。宋朝除了小平钱直接沿用开元通宝形制，在钱币形制上有所创新，形成了其特点。我们做简略介绍。

（一）宋代钱文形制形成了自身特点

宋代钱文由仿照唐代开元通宝发展成一钱多体、背面星月纹明显减少，钱面深背浅。同时，年号钱成主体（见表1）。

1. 年号钱或国号钱。

从成汉李寿铸“汉兴”（338）开始，年号钱不时出现过。到了宋代， 年号钱几乎成了定制。两宋建国共319年，历18帝，改元57 次。48 个年号铸有新钱，9个年号没有铸钱；48种新钱中，43种年号钱，5 种非年号钱。没有铸钱的9个年号是：太祖的乾德、开宝， 太宗的雍熙、端拱，真宗的乾兴，仁宗的皇祐，前幼帝的德祐，端宗的景炎，后幼帝的祥兴。现在所见到的皇祐钱都是伪造，祥兴钱为安南所铸。

宋代五种非年号钱是：太祖建隆年间的宋元通宝，仁宗宝元年间的皇宋通宝，徽宗建中靖国年间的圣宋元宝、通宝和建国通宝，宁宗嘉定年间的圣宋重宝，理宗宝庆年间的大宋元宝、通宝，理宗宝祐年间的皇宋元宝。南北宋都铸行了皇宋、圣宋，实际上只有5 种非年号钱。为什么要印非年号钱？一是宝元、宝庆、宝祐三个年号都有一个“宝”字, 与钱名“通宝”、“元宝”的“宝”相重, 故不用年号为钱文。但铁钱铸行区曾铸行过“宝庆元宝”铁钱；二是徽宗建中靖国, 年号有四个字, 如仅用两字“建中”,又是唐朝德宗时期(780-783)的年号名称,所以也不能单独用作钱币铭文（戴志强.1983）。而太祖建隆年间不印年号钱而印“宋元通宝”是仿唐开元通宝而来；南宋宁宗嘉定年间铸造的非年号钱仅见铁钱。

2. 钱文多种书体。

中国传统社会的铜钱和铁钱只有文字，没有图案。所以钱币的艺术主要表现在钱文书法上，从而形成不同的“版别”。。

宋代钱文，正面主要是“年号+元宝”，或“xx通宝”、“xx重宝”。背面字、纹有纪监、纪地、纪年、纪值变化等。如绍熙元宝背纪监、纪年。纪年钱自南宋淳熙七年始，整个南宋相沿不变。

宋代钱币书法艺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书体有真（楷）、草、隶、篆、行，并且有瘦金体、宋体、九叠篆等新出现的书体。宋钱书法艺术可分为三个时期，即：

（1）仿古期：从建隆元年到淳化四年（960-993）。宋元通宝和太平通宝，直接仿周元通宝、汉元通宝，间接仿唐代开元通宝。钱文均为隶书体。

（2）鼎盛期：从淳化五年到淳熙六年（994-1179）。从宋太宗御书三体“淳化元宝”开始，宋钱币出现各种书体。苏轼书写“元丰”钱、司马光书写“元祐”钱、蔡京书写“崇宁”钱，宋徽宗的瘦金体把钱文艺术推向了高潮。

（3）衰落期 ：从淳熙七年到咸淳八年（1180-1272）。钱文均为宋体字，只有极个别的例外（参见表1、表2）。

3. 对钱。

所谓对钱，是指同一种钱币的面文采用两对或叁对书体，其字结构、笔划、肥瘦、方穿、厚薄、重量及铜色都较一致或相似的钱币（见图1）。这种钱币又称对文钱或对书钱，日本泉界称之为“符合泉”。

对钱是宋钱的一大特色，也是宋钱书法艺术的集中体现。宋代对钱集中在天圣元年至淳熙六年（1023-1179） 的157 年之间。主要对钱书体如下：

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篆书↔真书；

神宗元丰至徽宗建中靖国：篆书↔行书；

徽宗崇宁、大观： 无对钱；

徽宗政和至钦宗靖康： 篆书↔隶书；

高宗至孝宗：篆书↔真书。

4. 铁钱。

从汉代到清代都有铁钱，但作为常制，与政权相始终的只有宋代。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战乱，地方政权铸铅铁钱以敛财。宋代因循未改，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四川、陕西等地区缺铜，历史上铸行铁钱。太祖平蜀时允许当地使用铁钱，太宗开宝中（971-972）, 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人两川。太平兴国四年(979), 始开其禁, 而铁钱不出境, 令民输租及榷利, 10枚铁钱当1枚铜钱。同时，北宋铜钱为诸边及外国所吸收, 造成国内钱荒。由此，宋政府在沿边缘海诸路, 或禁铜钱之阑出, 或用铁钱抵制,。因而，宋代铁钱铸造时间长，行用广。

（二）小平、折二、折五、折五、折十钱

宋代的小平钱基本上沿袭了唐代开元通宝形制。小平钱一枚为一文钱。钱币直径在24毫米左右，或者每枚铸币的重量在3-4克（见图2a）。钱文读法是：上→下→右→左，即大观通宝。

钱币之折钱是五代以来所形成的铸币制式，意为折合某个钱币最小计量单位多少。例如一枚折二钱币的价值为两枚小平钱的价值，即二文；折三、折五、折十分别值三文、五文、十文。而折合不同的钱币，根据铸币本身的大小规格加以区分。如折二钱，其钱径一般2.7-72.5px，重5-8克；折三钱，一般直径在77.5px左右，重10克左右;折五钱的直径3.2-90px；折十钱的直径100px，等等（见图2b-e）。但不同年号或不同时期的钱币，各尺寸折值并不完全相同。

在各折值钱中折二钱使用得最早和最多。南唐李璟交泰二年（959）所铸“唐国通宝”为最早的折二钱。宋太宗淳化年间铸行过折二铁钱。折二铜钱为王安石主政时所铸行的熙宁重宝，版别较多。南宋发行纸币多，铸币比北宋时大为减少。铸币中又以铁钱及折二钱为主。

北宋最早的折三铜钱是王安石所铸行的熙宁通宝，旋读光背。另外还有至和重宝折三钱、元祐通宝铁钱有折三钱。

北宋铸行最早的折五钱、折十钱也是王安石所铸行，但记载不详细[2a]。徽宗大观年间的大观通宝钱，计有小平、折二、折三、当五、折十等数十种版式。徽宗朝铸行的圣宋通宝、崇宁通宝均有折十钱（见表1）。宋史没有记载咸平元宝折十钱，但有传世钱币（昭明,2007.p.217）（见图3）。

（三）当二、当三、当五、当十、当百、钱牌

 折值多少钱与当值多少钱，两者意思是一样的。如折五钱、当五钱都是一枚等于五文。《宋史•食货下二》：“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显然，折五与当五又是差别的。虽然南宋的折十钱有背文印“折十”字的，如“嘉定元宝”（昭明,2007.p.233）。一般来说，当值钱面额大，并且钱背文须注明当值多少钱，如当五、当十、当百（图7、图8、图9）。

《宋史•食货下二》：熙宁五年（1072），“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也就是说，熙宁重宝有当三、当五、当十钱；蔡京主政时，“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2b]。南宋孝宗铸当二、当三钱。淳祐通宝当百钱（见图8）。

南宋晚期，临安府（行在或首都）严禁铜钱出城门，而使用大面额纸币会子，不便找零，因而，“景定年铸文曰景定元宝，朝省因钱法不通，杭城增造焊锡牌，以便行用。”《宋史·度宗本纪》记有咸淳元年(1265)七月，“督州县严钱法，禁民间用牌帖(钱牌)”。钱牌使用时间短、范围小。南宋“临安府行用牌”有铜、铅两种。铜质背纪值有“准贰佰文省”、“准叁佰文省”、“准伍佰文省”三种;铅质纪值有“准一十文省”、“准四十文省”等。

 (四)钱币的材料质量问题

宋代有铜钱、铁钱和金银货币（下文专门介绍），但铜钱并不是纯铜材料铸造的。

宋代铜钱由铜、锡、铅等金属合成。《宋史》记载，太祖开宝八年（975），得铜81万斤（65.85%）、铅26万斤（21.14%）、锡16万斤（13.01%），岁铸钱30万贯[2c]。每枚钱平均2.5953克，一贯2595.3克，轻于唐开元通宝（1贯4051.2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3]。铜、铅、锡所占比例分别为64.44%、     26.67%和8.89%，每枚钱3.560625克，每贯3560.625克，也轻于唐开元通宝。同期，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内）增铜五两，相应地减铅五两[4]，重量没有变化，铜铅锡的比例变为70.00%、21.11%和8.89%。

《文献通考》记载：崇宁三年（1104），“尚书省言，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 [5]。计算得，铜、铅、锡的比例分别为65.47%、33.21%、7.41%。火耗为9.11%，每枚钱11.8727克。这里讲的一贯是省陌制，即770文当1000文。下文详细解释。

《宋会要辑稿》记载，：“铸钱：每铸一贯省，用铜二斤八两，铀一斤一十五两，锡三两，炭五斤。”[6]。铜铀锡所占比例分别为54.05%、41.90%和4.05%。每枚钱3.8克，一贯省（770文）重量为2927.9415克。但是，直接由金属材料计算出各金属所占比例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铸造过程中会发生“火耗”。有关方面对出土的384枚北宋铜钱进行的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表明，铜、锡、铅的比例分别为68%、7%-12%、22%-29%；南宋铜钱含铜量明显减少，最低为40%，含锡量更是急剧下降，多数在5%以下。它们的成份含量波动大，合金配制已无法定制[7a]。

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北宋太平兴国（977）以后至元丰间，铜钱中铁杂质含量极低，即使到崇宁年间，铁杂质含量仍然在0.2%以下。自大观以后，铁杂质含量却急剧增加，及至整个南宋期间，各年号铜钱铁杂质含量均在1%以上[7b]。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962），禁诸州铁镴钱，民间有者悉送官[8]。“镴”即锡铅合金；“禁诸州铁镴钱”，实际上是禁止铜钱内夹带铁镴。宋代法律允许铸铁钱。《文献通考》记载：铸大铁钱，用铁240两得钱1千，重192两[9]。显然，铸造过程火耗48两。每枚大钱重为0.192两，即7.68克。

二、宋代钱币铸行情况

宋代的钱币材料有铜、铁和金银。钱币的规格大小轻重，铸币正面的铭文和背面的面纹、字样，书写的字体而形成的“版别”，折值和当值形成的面额大小系列，形成不同的排列组合。从而使得宋代的铸币种类、样式复杂繁多。我们通过表格的形式列出宋代钱币的铸行情况。

三、宋代钱币铸造业和钱币铸造数量

（一）宋代铸钱监的兴废情况

根据《宋史》记载:“凡金、银、铜、铁、铅、锡监冶场务二百有一… …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 南、劭武二军, 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10a]。铜、铁、银等金属矿场集中分布在今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境内, 极一时之盛, 远远超过唐代;其次是安徽、浙江、四川、湖北。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到英宗治平年间, 铜矿分布共11 州1 军46 冶, 以江西、福建为主,广东、四川为次。元丰年间铜矿分布计22 州(军) ,增开浙江、河南、陕西共5 场。因而，宋代在盛产铜铁的地方各州、县普遍设置铸钱监，以××州××监为名，役使工匠开凿矿山，鼓冶铸钱。铸钱监为少府监属官，也受诸路监司管理。南宋，置提领诸路铸钱司代替少府监统领诸州铸钱监。

宋代铸币业发展经历了初期发展，到神宗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逐渐衰落。虽然宋太祖登极之年（960年）铸行了“宋元通宝”，但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主要还是利用原有铸钱监旧炉铸造旧币。宋太祖平定南唐后得钱30万缗；太宗平兴国二年（977）平江南得铜钱六七十万缗[10b]。

史料记载，宋代正式设置铸钱监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置监于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11]。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铜钱有四监，即饶州永平、池州永丰、江州广宁、建州丰国。京师、升鄂杭州、南安军旧皆有监，后废弃；铁钱有三监，即邛州惠民、嘉州丰远、兴州济众。益州、雅州旧有监，后并废[12]。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因与西夏用兵，先后置阜民、朱阳、博济、济远、永通五监。仁宗皇祐中（1051），铜钱有饶、池、江、建、韶五监；铁钱有嘉、邛、兴三监。至英宗治平中（1065-1066），铜钱有饶、池、江、建、韶、仪六监；铁钱有嘉、邛二监。自嘉祐四年停铸10年（1059-1069），只有兴州铸钱三万缗[13]。

宋代钱币铸造业发展高峰时期是宋神宗朝。熙宁六年：“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铸钱监，江南、荆湖南路以十五万缗，馀以十万缗为额。” [14]。熙宁九年（1076）和熙宁十年（1077年）天下有26监（见表3）。元丰八年，哲宗嗣位，诏令废罢14 个铸钱监。日野开三郎认为这14 个铸钱监既有铜钱监, 也有铁钱监[15]。 此后铸钱监或置或废，直到北宋覆灭。

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16]。此后，《宋史》不再详细记载铸钱数量。

（二）宋代铸造钱币数量

表4参考了徐东升（2002）的文章，我根据有关资料进行了推算。由于每年铸钱不可能是同样的产量，以此推算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但得出的总额可以大体反映两宋的铸币情况。根据我的推算，两宋铸行钱币29570万贯，其中北宋铸行27009万贯（91.34%，南宋铸行2561万贯（8.66%）。相应地，南宋印行纸币多，如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印行会子3,29亿万缗。

（三）两宋铸造钱币的成本问题

宋代铸钱监是一种生产组织，管理者也称监官。钱监的劳动者包括士兵、技术工人、普通工人和罪犯（汪圣铎.2000）。在王安石役法改革前，技术工人、普通工人是服徭役的公吏；王安石实施免役法后，公吏、士兵是拿俸禄的；罪犯的劳动是无偿的。各钱监的规模有大有小。如北宋广宁、永丰、永平、丰国四监“凡役兵三千八百人”[17a]，平均每监950人，加上公吏和罪犯，每监人数超过千人。

铸造铜钱和铁钱，都包括两个生产环节，一是开采矿山，冶炼出铜、锡、铅、铀、铁等金属材料；二是铸造钱币。宋代铜钱是铜、锡、铅或铜与铀的合金。铸造工艺是制作钱模，翻砂铸造。明代《天工开物•铸冶•钱》记载了铸造钱币的过程。

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记载了蕲春监的铸钱情况，即：“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鞴，本钱四可铸十；铁炭稍贵，六可铸十，工雇费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这段话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铸造钱币包括三个工序，即：一是制作钱模（即母钱）、制作范型、合范固定，然后将金属材料熔化为液体并浇铸到钱范中；二是磨钱；三是整排。

 第二，按一个铸钱监计算，每日安排铸钱工人300人，10日可铸造一万缗，即1000万枚钱。一年里九个月生产，可铸造27万缗。

 第三，成本与收益。成本包括材料费、设备费和人工费。铜钱，每铸造1缗钱需要支出成本400文；铁钱，每铸造1缗钱需要支出成本600文。铜钱生产的收益率是60%，铁钱生产的收益率是40%。

   但是，铜、铁矿贫富程度、开采难易度、离城市的交通条件等因素是不同的，其金属材料成本差别很大。同时，铸造钱币的成本也受物价和货币价值变化的影响。由表5可见，从北宋末年之后，铸造铜钱是亏本的。这也是南宋印行纸币的根本原因。

四、宋代的金银与金银币

。两宋虽然市场经济比前代发达，但宋代的金钱主要见于以下场合，即节庆助兴、婚嫁生子送礼、释道功德、取信凭证等[17b]。

宋代金银钱在国内市场并没有普遍性地作为流通手段来使用，而是主要充当支付手段、价值尺度（王文成.2009）和宝藏手段，如皇帝给大臣的赏赐[18]，政府的开支[19]，人民向政府缴纳的赋税和对官吏的贿赂等方面，都大量使用金银钱。农民缴纳田赋使用白银并不普遍。在白银产区，田赋要求用白银来支付[20]。

宋代的金银钱主要用于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即充当世界货币。当时宋代周边国家大多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澶渊之盟”约定,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和西夏七年的战争(1038-1044年)之后约定，宋向西夏给予25万5千的岁赐；南宋高宗时，与金朝约定，宋向金提供白银25万两, 绢25 万匹[21]。同时，在与西夏、金、辽、蒙古、回纥等少数民族的自由贸易中，这些少数民族也要求用金银钱交换。因为他们还要与西域贸易，而西域通行白银做货币（彭信威.p.307）。在岭南地区，自六朝隋唐时期就形成为“一个由国际贸易引发的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22]。当然，唐宋的铜钱也是周边少数民族和贸易国喜欢的（李庆新.2012）。

金银钱与铜铁钱的形制是有区别的。自唐朝“开元通宝”铸行以来，以铜铁等材质的铸币不再用钱文重量（秦半两和汉五铢）来衡量价值。但金银钱仍然是按照重量标准来衡量其价值。因而，金银的形式有各种各样。

金银形式最普通是铤，也叫锭。锭字在唐末、五代已有使用,宋以后少用铤字,专用锭字。宋代的金锭有马蹄形、长方形、立方体、椭圆形、葫芦形的。金锭的重量不一，小的有10两的，大的有50两的（见图11和图12）；有的有铭文。

宋代的大银铤也叫笏或版(彭信威.p.310)。文献中若称银若干铤或若干笏,大抵都是指50两重的大锭[23]。根据黄石西塞山考古挖掘来看，窖藏的宋代银锭共计292件, 全部保存完好。此批银锭或大或小, 轻重各异。最大者为1919克, 最小者仅为114.5克。其中155件刻印有文字。出于便于流通的考虑，这些铭文往往有表示重量的、成色的（如真花挺银、细渗银、花挺黄等）、店铺名或刻有工匠姓名，等等（刘家林. 2003）。实际上，宋代的银锭铭文“出门税”[24]、“军资库”[25]是国家征收赋税的专用银锭 。

 宋代铸行了金银币，其形制与铜、铁币是相同的。北宋多为年号钱, 形制、钱文与流通铜钱相近;南宋金银币年号钱并非主流, 而以寿庆宫钱和吉语钱为其特色。北宋初年宋元、太平皆有与铜钱同版之银钱，淳化元宝银币面版亦与铜钱无异（图13）。1988年五台山出土金币近二千枚，淳化通宝金币背面是左右两坐佛像。徽宗时金银钱品种甚多, 圣宋、崇宁（图14）、大观、政和、宣和皆见有小平银钱, 版式繁多, 精粗不一, 政和、宣和且有小金银钱极精。靖康通宝银钱是北宋最后一种银钱, 制作并不考究。北宋又铸有大银钱, 如罗伯昭先生旧藏之折三型政和通宝篆书银钱即是。南宋建炎未见金银钱, 年号最早者为绍兴。南宋金银宫钱文字秀丽, 制作精良（潘懿.2006）。但金银币主要是皇宫之物，很难在市场中流通，社会上流通的则是银锭。

五、宋代钱币流通的管理制度

（一）宋代货币的计量单位：贯、缗、千

  在宋代，贯、缗、千都是表示为1000文钱。贯是毌与贝构成的上下结构字。“毌”是贯穿，也是用绳索穿钱（贝），每一千文为一贯；缗是一种穿钱的丝带，每一千文为一缗。有的史籍直接用“千”表示1000文。

（二）宋代钱陌制 

钱陌制包括足陌、短陌和省陌。“陌”通“百”或“佰”。在钱币交易中每贯钱十足支付一千文，每百文一枚不短缺，谓之“足佰”；短陌的意思与“足陌”相对。以不足一百之数充作百文行使。省陌也是短陌。但省陌之“省”是指“南省”，即尚书省户部[26]。因而，省陌是法定的，短陌是民间自由交换形成的。。

省陌之名出现于五代。北宋欧阳修 《归田录》卷二:“用钱之法，五代以来，以七十七为百，谓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谓之‘依除’。”；《资治通鉴》：“旧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 (王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27]。胡三省注：“唐皇甫镈为垫钱法，至昭宗时乃定八十为陌。”《困学纪闻》：“唐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钱，始有省陌之名。”[28]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定省陌为77文当100文。《长编》记载：“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29]；《容斋三笔》：“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30]，但《文献通考》的记载却有差别，即“国初因汉制，其输官钱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陌，然诸州私用各随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陌。是岁，所在用七十七为陌，贯及四斤半以上。”[31]。

根据宋史记载的情况来看，足陌、省陌和短陌都有记载，有的在钱数后写上“足”字或“省字”。例如，“旧例如诸色人将银并银器出京城门，每两税钱四十文足。”[32]；（封州在城商税于绍兴九年）“收到税钱七千七百七十六文省” [33]。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注明是足陌还是省陌。这需要看前后文和本文的内容来确定。短陌更多的是民间行使，没有统一的规定，“诸州私用各随俗”，有九十八陌、七十二陌、四十八陌、十陌等（程民生，张瑞生..1996）。

（三）宋代政府垄断铜矿开采和商业专营　　 

唐代允许民间开采铜矿，但严禁私人铸钱。宋代由政府垄断铜矿开采和专营。真宗咸平四年（1001），诏定修订法规，将旧制犯铜禁七斤以上，并奏裁处死。改为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者递次减刑。天禧三年（1019），诏犯铜、鍮石，并免极刑（[34]。

（四）金属货币流通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在北宋,大抵开封府、京东路、京西路、江北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西两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西两路、荆西北路等十三路专用铜钱;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路专用铁钱[35]；陕府西路和河东路则铜铁钱兼用[36]。在南宋,铜钱限于东南,四川用铁钱,而实际上各地都是使用纸币,金属货币根本不多。

实际上，钱币的流通范围是国家法定的，未经政府准许而擅自携带钱币越过流通范围的，称为“阑出”。法律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宋史》记载：宋太祖诏定，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指在人众集聚的闹市，对犯人执行死刑），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37]。开宝三年（970），太祖诏：“民铸铜为佛像、浮图及人物之无用者禁之，铜铁不得阑出蕃界及化外。” [38]。仁宗庆历初（1041），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39]。哲宗元祐六年（1091），重申钱币阑出之禁，立铜钱出界徒流编配首从之法[40]。

六、结束语

最近用了几周时间将宋代的货币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的感觉是，宋代的货币制度与前代有巨大的差异。根本原因是宋代开始形成了国家意识，有了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措施。因而，将本文与我的另一篇文稿《宋代纸币及其制度安排》连起来读，对全面了解宋代的货币制度会有一定的帮助。

  第一，宋代钱币在唐代、五代钱币形制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并形成了独有的形制，在钱币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宋代小平钱（面额一文的铜钱）的形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开元通宝的形制。宋代钱币有铜、铁二等，小平钱数量最多，其次是折二钱。另外还有折三、折五、折十和当二、当三、当五、当十、当百等钱币。

宋代钱文正面为xx+元宝、xx+通宝、xx +重宝。其中“xx”多为年号或国号。宋朝享国319年，历18帝，改元57 次。48 个年号铸有新钱，其中5 种非年号钱。钱背字、纹有纪监、纪地、纪年、纪值变化等。如绍熙元宝背文纪监、纪年。纪年钱自南宋淳熙七年始，整个南宋相沿不变。

宋代钱币书法艺术水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书体有真（楷）、草、隶、篆、行，并且有瘦金体（徽宗所书字体）、宋体、九叠篆等新出现的书体，从而形成不同的“版别”（白秦川.2002）。但宋钱书体有一个发展过程，前期主要是仿照唐代、五代通宝，以隶书体为主。从淳化五年到淳熙六年，是宋代钱币书体艺术发展的鼎盛期。此后钱币通行宋体（宋代印刷体）。

第二，宋代的铸钱业由盛而衰，铸钱成本不断高企，铸币数量减少与纸币数量的增加互为补充。

宋代在盛产铜铁的地方各州、县普遍设置铸钱监。北宋铸钱监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沿袭唐代的。各地的铸钱监分属所在州府而总隶于少府监。南宋时置提领诸路铸钱司代替少府监统领诸州铸钱监。

史料记载，北宋神宗朝全国有26个铸钱监。哲宗时废止了14个铸钱监。后来徽宗设置了一些铸钱院以资补充[41]。铸钱监的设置需要有铜矿和铁矿为基础。英宗治平年间,全国11 州1 军46 冶冶炼铜料，像湖北大冶铜矿开采了几千年[42]。但锡矿、铅矿主要见于江西、福建、湖南、两广。因而，材料运输成本是十分高的。

 各州府的铸钱监规模大小不一，大的生产人员达千人以上。生产人员构成包括士兵、公吏和罪犯。王安石的役法改革后，士兵、公吏都要支付工资。罪犯不支付工资，但需要提供衣食住宿。铸钱材料成本与当地矿山资源禀赋、开采难易程度，锡、铅材料运输成本、物价水平、货币价值变化情况都有直接关系。铸钱监是生产单位，少府监和当地州府官员对钱监的产量和利润要进行考核，也采取了一系列激励办法（汪圣铎.2000），有的采取私人承包的方式，但铸钱成本却越来越高。哲宗朝铸铜钱1 000文，其成本也为1000文，无利可图。此后，铸造铜钱都是亏本的。北宋末期，铸铜钱1 000文，其成本为1400-1500文；南宋时铸铜钱1 000文，其成本为1800-2500文。

根据我的推算，两宋铸行铜钱29570万贯，其中北宋铸行27009万贯，占总数的91.34%，南宋铸行2561万贯，占比8.66%。相应地，南宋印行纸币多，如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印行会子3,29亿万缗。

第三，宋代钱荒及其解决措施

所谓钱荒，是指流通领域的钱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一种金融危机。实际上，唐代、五代都出现过钱荒。但宋代的钱荒有其特殊性。

（1）宋政府垄断金属矿产开采冶炼，并实行专营，加剧了铜料的供需矛盾。唐政府允许民间开采铜矿，严禁私铸钱币。宋政府垄断金属矿产开采冶炼，使铜等金属材料的产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铜、锡、铅等金属可用于铸钱，也可用于制造铜器和佛像等。当市场铜器和佛像等价格高于铜钱时，民间就会熔钱铸造器物，从而加剧钱荒。

（2）集中缴税造成民间钱币不足。宋代沿袭唐代的“两税法”，税收分夏秋两季交纳。宋代商品经济发达，要求百姓交纳税金用钱币、银两（产银区）。南宋甚至规定可用30%的纸币。所以，每临交税时节，民间钱币不足，出现季节性的钱荒。

 （3）铸造钱币的成本不断提高。从哲宗朝开始，铸造钱币开始亏本。到南宋，每铸造1000文，政府却要亏损800-1500文。因而，整个南宋所铸铜钱只及徽宗崇宁五年铸造铜钱的34%。虽然南宋印行了大量的纸币（会子），但当时的纸币并不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印行的会子都回笼在内库和国库。

（4）宋朝铜钱大量流入周边国家和因海外贸易而流失。宋代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宋代的对外贸易，不仅有海外市场，还包括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北宋、西夏、辽和金同处于一个货币体系，即所谓“一朝所铸，四朝共用”。“海上丝绸之路”也造成大量铜钱流失海外。在今天的索马里、爪哇等地,就曾发现过北宋的钱币。淳祐四年（1244），南宋大臣刘晋之说: “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43]。日本曾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货物全部售完后，却不再进货，只收铜钱。根据小叶田淳《日本货币流通史》统计，在日本28个地方出土的中国铜钱多达55万多枚，其中80%以上是宋代铜钱。1266年，镰仓幕府更公开承认宋铜钱为日本的法定货币。此外，宋代铜币也是高丽、交趾（现越南）等国的主货币，并流向南亚和西亚，成为印度南部地区，乃至阿拉伯地区的辅币。虽然两宋铸造了29570万贯（2.957亿文）铜钱，但铜钱过多流向海外也是造成宋朝“钱荒”的重要因素。

为了缓解 “钱荒”，宋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

（1）对铜材料等实行专营，严禁熔钱造器。

（2）铸行大钱。真宗朝铸行折二铁钱。王安石开始铸行折二、折三、折五铜钱；徽宗朝铸行折十钱。同时，两宋也铸行当二、当三、当五、当十、当百、钱牌。

（3）印行纸币。北宋印行交子、钱引；南宋印行关子和会子。

（4）宋政府对铜钱、铁钱流通实行区域管理，严禁铜钱跨境流通。未经政府准许而擅自携带钱币越过流通范围的，称为“阑出”。法律有相应的处罚规定。

（5）实行钱币陌制。陌制分足陌、省陌和短陌。省陌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77文当100文行使。短陌是民间自发的，没有统一的规定，各随其俗。

第四，宋政府做好钱币的回笼与投放，稳定币值，力求物价稳定。

宋朝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集中财权是其应有之意。立国之初，力图使“粟帛钱币咸聚于畿”。宋太祖就设立内桩库，贮存大量钱币，有的时期占国家岁入的15%以上（李伟国.2007. p.15）。此外，宋政府对流通中的恶钱进行回笼，统一由铸钱监改铸，以稳定币值。当市场流通缺少铸币，及时增设钱监，增加铸币投放。例如，仁宗景祐初（1034），“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盛输缗钱合30余万易为金帛，钱流民间。”[44]。由于宋政府致力于市场流通的通畅，宋代的物价水平上涨幅度并不大。

注释：

[1] 《旧唐书·食货志上》。

[2a]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2b]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2c] 《宋史》记载：“自熙宁以来，折二钱虽行民间，法不许运致京师，故诸州所积甚多。至是，发运司因请以官帑所有折二钱改铸折十钱。三年，遂罢铸小平钱及折五钱。置监于京城所，复徐州宝丰、卫州黎阳监，并改铸折二钱为折十，旧折二钱期一岁勿用。”；“（熙宁）五年，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3]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4]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5]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6] 《宋会要辑稿• 食货一一•铸钱监》。

[7a] 华觉明;张宏礼.宋代铸钱工艺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8(1).

[7b] 赵匡华，王伟平，华觉明，张宏礼.南宋铜钱化学成分剖析及宋代胆铜质量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6(04).

[8]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9]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10a] 《宋史》卷185志第138《食货志下七· 坑冶》。

[10b]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1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

[12]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13]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14]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15] （日野开三郎着, 高叔康译《北宋时代铜铁钱的铸造额》, 《食货》第2 卷第1 期, 第28 页。

[16]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17a]《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东南诸路铸钱增损兴本末》。

[17b] 汪圣铎.1996；罗雅萍.1998）。

[18] 《宋史》卷三二四《石普傅》:“州练使,黄金三百两,白金三千两。”

[1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六月已亥:“三司借内藏金二千两,从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六建炎四年八月辛已:“户部续进黄金百两、白银四千两、钱万缗,充长公主下降妆奁使用。”

[20] 湖南桂阳监（后改亦军）百姓的各种税都用银两缴纳。北宋人章先在此地任职时，曾写诗道：“官中逐月份催租税，不征谷粟只征银”（《方舆胜览》卷二六《桂阳军》）。南宋李焘《长编》记载：“(干德元年四月辛亥)令诸州受民租藉,不得称分毫合勺铢厘丝忽,钱必成文,绢帛成尺,粟成升……金银成钱。"(《长编》卷四)（汪圣铎.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C].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

[21] 申采湜.宋代岁币的朝贡性质[J].宋史研究论丛，2008（00）。

[22] 姜伯勤，1991.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编：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C].，第21-33页。

[23] 张知甫《可书》:“米元章为吏部侍郎,徽宗召至便殿,令书屏风四扇,后数日遣中使押赐银十八笏,……，十八笏,盖九百两也。”

[24] 黄成.;南宋银锭铭文“出门税”考[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3）。

[25] 刘森.对宋银锭铭文"军资库"释义的一点不同看法[J].中国钱币，1987（2）。

[26] 宋代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宋真宗咸平五年，举行进士考试，录取士人十分严格，初试七十二人，后由皇帝亲自主考，淘汰了近一半人，最后进士及第者共三十八人。于是考试过后，京城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在校点本《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四中，“故京师为语曰”以下被点作：“‘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

[27] 《资治通鉴·后汉隐帝干祐三年》。

[28] 宋代王应麟 《困学纪闻·考史》。

[29] 南宋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丁酉。

[30] 宋·洪迈编着《容斋三笔》卷四《省钱百陌》。

[31] （宋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

[3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一九。

[3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三八。

[34] 《文献通考》卷九　《钱币考二》。

[35] 《文献通考》记载：天禧三年，铁钱者，川陕、福州承旧制用之；开宝三年，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入两川。後令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太平兴国八年，以福建少铜钱，令於建州铸大铁钱，与铜钱并行，寻罢铸（《文献通考》卷九《钱考二》）。

[36] 《文献通考》卷九《钱考二》）。

[37]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38]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39]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40] 《文献通考》卷九《钱考二》。

[41] 刘森.北宋的铸钱院与京畿铸钱监——兼论南宋钱纪年之因[J].湖北钱币专刊总第六期， 2007（96）。

[42] 游战洪,华觉明.从《大冶赋》看宋代矿冶铸钱管理体制[J].中国钱币，1999（1）。

[43][44] 《宋史》卷181志第134《食货下二》。

参考文献：

彭信威，2015.中国货币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

昭明,2007.中国古代货币[M].百花文艺出版社。

汪圣铎.宋代的金银钱[J].文史知识 ，1996（7）

潘懿.两宋金银钱摭微[J].中国钱币，2006（3）。

罗雅萍.南宋宫钱初探[J].中国钱币，1998（1）。

李庆新.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基于“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J].学术月刊， 2012（9）。 

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J].青海社会科学 ，2006（1）。

王文成.两宋“以银计价”史料考释——宋代白银价值尺度职能补论之一[J].云南社会科学，2009（05）。

刘家林.黄石西塞山窖藏宋代银锭及铭文特征[J].东南文化， 2003（2）。

徐东升.北宋铸钱诸问题考辨[J].中国史研究, 2006(04).

徐东升.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4）。

徐雁宇.北宋前三朝铜钱监与铸钱研究[J].中国钱币 ，2014（02）。

徐东升.宋代铜钱铸造业的盛衰与铸钱成本变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4）。

程民生，张瑞生.论宋代钱陌制[J].中国史研究，1996（3）。

刘森.宋钱的钱文与钱币版别论——兼论宋代的样钱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五辑[C].中国钱币学会 编.2010年。

白秦川.宋钱的特点与版别划分——《北宋铜钱》序(节略)[J].中国钱币 2013(4). 

阎福善.宋钱的版别和对钱[是]。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 ，2002年。

戴志强.浅析宋代的年号钱[J].中原文物，1983（4）。

汪圣铎.宋代钱监管理试析[C].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 2000年。

白秦川.用钱文划分宋钱版别有合理性[J].中国钱币,2002(04). 

缪明杨.宋代铸币政策及其实效初探[J].中国钱币, 1993(1).

裘士京.宋代钱荒及其缓解对策[J].史学月刊, 2006(6).

李伟国.2007.宋代财政和文献考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权声明：文中有的图片可能来源于网络，如涉及侵权，请告之删除。“弩之的专栏”的博文均为作者原创，未经本人同意，各类刊物和媒体不得转载。对学术性抄袭，将追究法律责任。http://zhangnianyu.blo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