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解“李约瑟难题”

      张念瑜

【提要】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行业内共同遵循的研究范式和自然科学体系，但有科学知识和科学发现。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的基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稳定，而西欧文化不连贯，社会动荡不安，技术创新没有历史的积累。

17世纪的西欧首先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是西欧市民社会的形成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从秦汉到清王朝都不是民族国家。这种家族性政权是恐惧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作坊不可能形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社会思想市场的管制、手工业政策和商业政策都是不利于技术创新的。

朋友看到我的短文《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影响》，问我对“李约瑟难题”有何看法。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国内外的学者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通过撰写《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影响》一文，确实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为此，做点论述。

 一、“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是历史事实

195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序言中指出: 在第1 至第15 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16 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其阻碍因素是什么?

1976年，肯尼斯•波梅兰兹（Kenneth Pomeranz）把李约瑟的提问概括为“李约瑟难题”（The Great Divergence），也被称为欧洲奇迹（Jones,2003），指的是西欧克服了前现代化过程中的增长限制，并在19世纪成为最强大和最富裕的世界文明，使中世纪印度、清朝中国、伊斯兰世界和德川日本黯然失色（图1-1）。同时。欧洲的书籍产量在公元500-1800年之间上升了10万倍，特别是在1450年的印刷革命之后（图1-2），欧洲科学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实际上，中国的唐朝是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到宋朝（960-1279年），中国经历了农业、水运、金融、城市化、科学技术的革命，使中国经济从大约1100年开始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Elvin1973, pp.7,113–199）。后来，中国遭到了女真人的侵略和蒙古人的统治，并遭到洪水和流行病的破坏，北方人口急剧下降，工业中心从黄河中下游向南部中国转移。到130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落后于同期的意大利（StephenN，2017）。在明朝和清朝的晚期（1368-1911年），虽然税收很低，经济和人口显著增长，但没有大幅地提高生产率。欧洲对丝绸，茶叶和陶瓷等中国商品的需求量很大，导致白银流入，扩大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促进了竞争和稳定市场的增长。到18世纪末，人口密度水平超过了欧洲（图1-3）。中国有更多的大城市，但比现代欧洲的城市少得多。传统观点认为，中欧之间的大分际始于1750年，即工业革命之前（Stephen N，2017）[1]。 

二、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为什么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第二问题是：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欧？对此，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史专家等给出了各自的回答。

(一)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缺失论。

      1953年，爱因斯坦给J.S. Switzer和A. F.Wright探讨“中国有无科学的问题”的回信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爱因斯坦，1983.p.574）这封信于1957年公开，即爱因斯坦逝世两年之后。1961 年李约瑟在他出版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再次引用了这封信[2]，并对爱因斯坦进行了批判。但其批判有欠公允。

   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时期，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实践经验，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后来之所以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并没有及时从基于经验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林毅夫，1999.p.192），实验性的“试错和改错”则具有可重复性。技术发明主要是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通过实验获得的；科学发现则主要是通过以数学化的假说来描述自然现象以及可控实验方法而得到的，当然，这样的工作只有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投资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林毅夫，1999.pp.202-203；林毅夫, 2007）。

 （二）政治制度缺陷论

李约瑟本人曾经认为,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求, 中国形成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这一官僚体制虽然最初适宜于前现代科学的成长,但它内在的官本位价值体系则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从而不能引导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的数学及逻辑推理方法的结合,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发源和成长。

钱文源在《大惯性：传统中国的科学停滞》(1985)一书中认为, 与欧洲中世纪所存在的教会与政府、教会与教会、政府与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形不同, 中国封建社会为大一统的绝对专制权力所统治, 因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单一的主导意识形态所严密控制, 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科学探索上的创造力, 使得他们难以为现代科学的理论方法做出贡献。

王亚南认为，破解李约瑟难题仅仅从科学技术史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李约瑟难题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思想等因素都密切相关，而研究中国的官僚政治是破解这个迷团的关键性环节。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科技落后问题映射着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而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这又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特殊的官僚政治形态对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深刻的原因（王亚南, 1981.pp.135-146；王鹏，2010）。

刘茂松，许鸿文.（2004）不同意姚洋有关“高水平陷阱”的观点,认为造成中国 18世纪中叶未能发生工业革命的原因是:封建皇权的统治制度与科举制度压抑了人们在产业领域的创新精神,产权保护制度与交易制度的缺位进一步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克拉伦斯·艾尔斯(C·Ayres)认为制度与技术发展的作用是负向的。制度的僵化对技术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向作用。而工业革命产生于欧洲是因为连续的技术发展，由于欧洲土地上的人是不断流动，制度的束缚不是很严重，最终出现了技术质变（史玉娟,李方艳,曾政南，2013）。经济史学家诺斯认为，“理解制度及制度变迁困境的关键，规则可随时变，但个人对规则变化的适应十分缓慢”，“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史玉娟等人认为，艾尔斯与诺斯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制度变迁与技术变革孰先孰后。从艾尔斯的角度出发，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加强束缚了科技的继续发展；从诺斯的角度出发，中国并无有效产权制度，无法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激励。

黄仁宇（2012）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诺斯，托马斯，1999）,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也有人认为中国在14世纪之所以没有爆发工业革命是因为当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护创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产权制度(卢现祥,1996；蔡宝刚，2005；魏文俊，2009)。工业革命之所以在欧洲产生,孟陶(Paul，Motoux)认为土地制度改革是导致工业革命的基础。汉蒙德(Hamond)也认为圈地运动引起的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企业精神和资本对于生产的广泛控制力（彭美玉，2006）。寇宗来（2009）认为，专利制度首先在英国乃至欧洲建立，是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乃至欧洲而不是在中国发生的关键所在。

　  (四)文化约束论

有些学者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1995)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特别是占主导的儒教价值观念中所蕴含的多方面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所以发生在欧洲,其原因是新教徒为进行资本积累的宗教狂热所驱动。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也曾考查过阻碍中国近代的现代科学的独立发展因素。他认为这些因素包括：一是中国的理学注重研究的是人事而非科学观察；二是中国缺乏一套完整的逻辑体系；三是中国文字因素,造成了对逻辑思维产生的桎梏；四是中国人在智力工作中不使用双手；五是中国的书面考试制度有碍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朱荣贤、邱耕田（2003）认为，儒家的制度化给中国近代科学造成了严重困难。

(五)资源—经济约束说

黄宗智(2001)认为,明清人口过剩使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于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此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未能转化成为西欧意义上的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张宇燕，高程，2004）。伊懋可(Elvin,1973)认为, 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盛行早婚多育,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由此产生远远领先欧洲的农耕技术;但是农业技术的改进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 工业发展因此受到了有限资源的约束,陷入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姚洋(2003)进一步规范表达了该思想, 认为人口增长在服从马尔萨斯规则的条件下,工业生产存在规模报酬而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报酬,使土地的回报率很高,诱使人们投资农业,从而集中了大量的资源,工业因此缺少资金而不能发展。朱淀、伍敬群(2007)建立了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用以解释李约瑟之谜,即: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而是发生在西欧。模型结果显示, 在农业社会, 人口增长率越高, 技术进步速率越快。不过, 到工业革命前夕,技术进步内在机制发生变化,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速率呈负相关关系,却与人口存量呈正相关关系。

 文贯中(2005)认为宋朝的地理禀赋条件对农本社会的自我延续最为不利，却反以城市工商业和民间海外贸易的繁荣，以及技术创新的频繁著称于世。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的扩大，反使中国周期性地向农本社会倒退。自此之后，中国失去了本土性科学革命的必要条件，技术和制度创新趋于沉积。彭慕兰(2008)认为18 世纪英国和中国江南地区都面临大体相等的生态制约以致持续发展受限,然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主要是缺少当时在英国出现的两个偶然条件:一是临近工业区的煤矿的发掘;二是提供了大量棉花、木材、玉米等土地产品的海外殖民地。

金观涛、刘青峰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是由于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在内部机制上形成了促进结构。他们认为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三者相关性大,而中国的理论、实验、技术三者长期分离,其中技术远离于理论与实验。近代西方三者形成相互适应性,即形成了与结构性自然观和受控实验系统相适应的开放性技术结构,这样三者可以达到合理的内部机制,而中国没有形成这种机制,三者之间是一种超稳定系统,这是对“李约瑟难题”求解的关键（金观涛、刘青峰，1988，pp.203-321）。刘志一则从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角度,考察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问题。他认为中西方人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刘志一，1988.pp.185-227)。

 (六)工商业畸型论

我国历史学家界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未能自主走上持续兴盛之路的原因时,往往归因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工商业经济与农民自然经济的严重对立性。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往往依赖于对农民的掠夺, 而且商业资本积累后更多地是投入高利贷和土地兼并, 而不是投入商品的扩大再生产, 即向产业资本转化。同时，中央集权政府对封建工商业的直接介入与控制严重限制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致使民间工商业发展严重受阻（(冷鹏飞, 2002.pp. 417～427;田昌五、漆侠, 1996）。

 (七)分工论

陈平(Chen,1990)认为李约瑟之谜的谜底是分工。欧洲多元社会所具有的开放经济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与中国社会所具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农业的不同是中西文明分岔的原因。陈平(2000)试图依据非线性系统演化动力学的理论模式来解释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演化路径。陈平指出,中国最终形成的这种单一小农经济的细耕农业模式是以其自给自足为特点,势必也使其成为一种过于稳定的模式, 并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陈平，2000.pp.8-16,pp.249-265）。

三、需要规范的几个概念

  我们以上介绍了七个方面解答，还有许多观点没有做介绍。不同的学者往往从某一视角探讨了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存在着不足，有的相互存在对立和观点相左。为便于深入研讨问题，我们对几组概念进行规范，以便为讨论问题构建一种共同语言。

   （一）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我们通常说，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科学（science）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笛卡尔是现代科学的鼻祖。笛卡尔认为，只有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分析，并经过逻辑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唯一的、普遍的，才有可能成为知识的一部分。所以，逻辑推理是知识的基础。康德则认为，任何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但又不归结为经验。我们的一部分知识是由认识能力本身产生的,它们具有先验的(在经验之前的)性质。经验的知识是个别的,因而是偶然的,而先验的知识则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同时，康德认为，真理的纯逻辑标准，虽然是真理的必要条件，但也是消极的条件（康德，2010c.pp.73-74）。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的系统。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强调实验数据及其结果的重现性。我们讲“科学”，通常是指自然科学。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在他主编的《百科全书》把技术定义为:“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工具”(硬件)和“规则”(软件),与科学的表现形式相比，技术的表现形式更加具体。

    （二）中国前现代社会科学与技术创新的主体问题。

     林毅夫教授认为前现代社会的技术发明是经验性发明，而经验性发明对应的通常是经验性的“试错和改错”，它是指一位农夫、工匠或思想家在工作时进行的一种自发活动，它只是其生产副产品（林毅夫教，2014，p.195）。其他学者虽然没有像林毅夫教授讲得这样明白具体，但实际上有一个前提假设，即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工匠和农民。

但是，把中国前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创新主体仅仅界定为工匠、农民和思想家是不全面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基本上不是普通工匠、农民发明的。指南针[3]、火药是道教信徒发明的，雕版印刷术是佛教徒发明的，改进麻纸工艺的蔡伦（？－121）为东汉的中常侍，是年薪二千石粟的高官。《周礼·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作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有智慧的人创造物品,巧干的人传承它，坚守它的,被世人称之为工民。手工业各行业都是圣人开创的。

    （三）技术创新及其类型

技术创新不是技术行为，而是一种经济行为。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外乎节约成本、提高效率，或追求更多的利益等，但也要承担失败的风险。我们现在讲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但在古代，技术创新不限于私营部门，也包括社会团体（如宗教团体、学校等）和政府部门。

技术创新的成果为产品或工艺。技术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种基本类型。所以，我们不能把技术发明仅视作原始创新。实际上，原始创新往往具有偶然性，即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增广贤文》）。

 四、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争论由来已久。早在1915年，任鸿隽先生在创刊的《科学》杂志上就发表了题为《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历史及其影响的一种解释》；1945年竺可桢在《科学》上发表的《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竺可桢，2006）。2000年8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就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主题就是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科学。2006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推选出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88项，并将其分为科学发现与创造、技术发明、工程成就三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6）。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

第一，儒家、道家、佛教没有客观世界的理念，根本产生不了自然科学体系。

我们知道，儒家尤其是汉儒，讲究“天人感应”；佛教（任继愈，蒲创国，2013）、道家讲究“天人合一”，即“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庄子·山木》)。《易经》讲天地人，《易传·系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以，在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中，主观与客观是不分的。没有客观世界的理念，就不会有自然规律的理念。没有自然规律理念如何建立自然科学体系呢？

第二，墨家的科学研究并不逊色于古希腊。

我国古代仅有的科学著作是《墨经》和《考工记》。这两部著作都是墨家的作品。《墨经》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墨家的时间、空间都是相对概念，墨家从物质运动中认识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规律。《墨辩》的宇宙观是以经验主义为基调的科学宇宙观。这与现代的宇宙观是相通的。同时，《墨经》对因果关系，概念、判断和类推等形式逻辑问题有论述，同时，墨家的“三物论”是以“类”为基础的归纳推理，其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经验性的知识。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使用的是演绎推理，它可用于获得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知识。这是墨家形式逻辑的不足。但是，到汉代，《墨经》不再有人问津，直到晚清才被重新研究。

第三，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巫术。

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巫术可能是同样一些人在干。例如，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欧洲，从事天文学观察和占星术的是同样一群人。持“地心说”的托勒密（约90-168年）、开普勒（1571-1630年）、第谷·布拉赫（1546-1601年）都是天文学家，也都是占星家。中国古代设置专门机构进行天文观察和从事占星术。东汉的张衡（公元78-139年）是天文学家、数学家，也是星占家；唐代僧一行和尚（原名张逐）(公元673-737年)是星占家,也是天文家。作为天文学家，通过天文观察、计算，制定或修改历法。同时，他们也通过比附、联想等方法把天体位置和人事对应，以此预测人的命运和王朝的命运。

库恩认为：“占星术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一门技艺。”（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1987.p.10）。库恩认为，天文学预言失败，他可以通过核对数据来矫正误差，或重新观察、测量。这些工作会提出计算和仪器等方面的疑难，而占星术却没有这些疑难（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1987.pp.111-12）。

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体系，比如天文观察没有形成天文学，没有一套行内共同遵循的“范式”（paradigm）或“纲领”；道教徒炼制“仙丹”的实验并没有形成“化学”。但中国古代却有科学发现与科学创新。由于没有形成自然科学体系，专门从事有关实验的工作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五、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要点

（一）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的基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稳定

中国地理西高东低，东临大海，西靠高原，北接草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在一万年前，黄河中下游流域，中国先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定居，以农为本，并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由表1-1可见，中国文化传承是连贯的，虽然有北部游牧民族—蒙古族和满族进入中原取得政权，但很快被农耕文明所同化。

西欧则不同。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是地中海及其沿岸。而地中海则是欧洲、非洲和亚洲大陆之间的一块海域。欧洲的文明的发源地是希腊文明（前800-前146年），以工商为本，但只持续了约650年，后被罗马共和国所取代。公元476年西罗马覆灭，生活在欧洲北部和中部的日尔曼人南下进入西罗马境内，并建立诸蛮族王国。而日尔曼人进入罗马之前却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状态。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并北上切断西欧与地中海的联系。北欧的维京人和匈牙利人（马扎尔人）侵略西欧，使西欧快速衰败，并进入自然经济状态。10世纪，伊斯兰教对地中海的封锁被解除，西欧商业开始繁荣，城市兴起。14世纪到16世纪出现文艺复兴，15世纪开辟新航道，对外侵略扩张。

综上可见，西欧地盘上经历了“几拔人”，社会动荡不安，文化是不连贯的，技术创新没有历史积累。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社会结构是非常稳固的，文化是连贯的。所以，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二）17世纪的西欧首先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

公元11世纪，西欧商业的复兴和城市化兴起，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首先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成为了一个独立的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在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下发起的弘扬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提出“以人为本”来反对天主教的“以神为本”。 与此同时，商业的活跃和新航道的开辟，许多欧洲冒险者远航非洲、印度及整个远东地区。远洋航行需要丰富的天文和地理知识。而从实际中积累起来的观测资料，使人们感到当时流行的“地静天动”的宇宙学说值得怀疑，这就要求人们进一步去探索宇宙的秘密，从而推进了天文学和地理学的发展。在这种巨大的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哥白尼（1473-1543年）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罗马教会所持有的“地心说”，引致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

17世纪的英国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1688年），以法律形式对王权进行明确制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为英国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同时，由培根（1561－1626年）开创的英国近代经验哲学认为,人类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觉和经验,表现出前人所没有的实践精神和探求经世致用的智慧；牛顿（1643—1727年）所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相信自然法则的威力,形成了自然力可以说明一切事物的理论。英国人将自然法则的原理运用到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等领域来思考和分析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科学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重视观察和实验的科学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运用。这种认识自然的科学方法和英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英国独有的思维方式即经验主义哲学思潮。

然而，经验主义哲学不可能直接产生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主要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必须是在工厂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在12世纪，英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与汉萨商人的贸易，使羊群成为了英国繁荣的基础。英国政府实际上采取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集中发展羊毛纺织业，通过政府的力量引进技术工人，并在外贸上限制进口衣料（李斯特，1997a.pp.129-131），同时提高进口关税。1820年英国进口关税率达到45%—55%（张夏准，2009；彭国平，2011）。英国羊毛纺织品占领许多国家的市场，市场需求大增，对工场手工业提出了技术改革的要求。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由工作机到动力机的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

（三）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在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但其基础是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她也是娇滴滴的小姐，不是任何社会都能生长出来的。资本主义倡导公平竞争和契约精神，追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理性和科学等价值。可我们的社会总是用封建主义思想和道德标准、用一些空洞的学说去反对它、“批判”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罪恶的东西，实际上人类本身就是野兽与天使的混合体。如果未来人类真成为像黑格尔所讲的那样的道德高尚的人或“人类社会最后的人”，人类必然灭亡。

明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道理，就容易解答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1．从秦汉到清王朝都不是民族国家。这些家族性政权怕商人、贱商人。商人成了官僚的婢女。在战国时期我国就有大商业资本家，二千多年来就没有出现过大的产业资本家。没有民间的产业或制造业，何来技术创新！

2．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举办太学，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其他学派，包括道家、法家、墨家作为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尤其是墨家的学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先秦的科学思想没有完整地传承下来。

3．皇室和政府经营手工业主要是用于掠夺老百姓的工具，手工业者有罪犯、贱人和服徭役的“番匠”，这种制度很难出现技术创新。

4．政府的“均田制度”和民间的家庭财产“诸子均析制度”，使中国社会成为了小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的汪洋大海。使大批量生产的机械技术缺乏社会需求。最明显的例子是，纺纱织布机器的发明缺乏动力，就是引进纺纱织布机器都困难重重[4]。

六、结束语

 这篇稿子基本上属于读书笔记。重点将我国学术界的主要观点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介绍。但没有做具体评论。但我自己的观点实际上间接表达了我对现有学术成果的看法。实际上，任何学术观点必须要经得起历史拷问。

   第一，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自然科学体系，但有科学知识和科学发现。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行业内共同遵循的研究范式和自然科学体系，但有科学知识。《墨经》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力学、光学、几何学、工程技术知识和现代物理学、数学的基本要素。《墨辩》的宇宙观是以经验主义为基调的科学宇宙观。这与现代的宇宙观是相通的。同时，《墨经》对因果关系，概念、判断和类推等形式逻辑问题有论述，同时，墨家的“三物论”是以“类”为基础的归纳推理，但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经验性的知识。这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式”使用演绎推理不同，很难获得普遍性的、规律性的知识。同时，中国古代有不少重大科学发现（安利，2016；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6年）。

第二，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的基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稳定

这个结论是通过将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的。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农本社会的中国，其社会微观结构是稳定的，不受政权转移的影响，因而，其文化是连贯的，技术创新具有历史的积累性。西欧则不同，围绕地中海文明的是三大洲，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有几拔人登台“演戏”（古希腊人、罗马人、匈奴人、日尔曼人、穆斯林、维京人、马扎尔人，等等），其文化是不连贯的，社会动荡不安，技术创新没有历史的积累，所以，1世纪到16世纪，西欧是远远落后中国的。

第三，17世纪的西欧首先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是西欧市民社会的形成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公元11世纪，西欧商业的复兴和城市化兴起，形成了一个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15世纪西欧开辟新航道；15-18世纪，西欧进入重商主义时代或殖民主义时代。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引致了第一次科学革命，建立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

17世纪的英国最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为英国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同时，由培根开创了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牛顿所取得的成就使人们相信自然法则的威力,形成了自然力可以说明一切事物的理论。从13世纪开始，英国政府采取了国家主义经济政策，集中发展羊毛纺织业，通过政府的力量引进技术工人，并实行保护主义外贸政策。英国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机，由工作机到动力机的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资本主义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也为科学、技术创新培养广阔的社会需求。

第四，近代中国社会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几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其基础是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情况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从秦汉到清王朝都不是民族国家。这种家族性政权是恐惧资本主义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手工业作坊很难形成为资本主义企业。

注释：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Divergence#CITEREFElvin1973。

[2]关于爱因斯坦信的译文问题。李约瑟(Joseph Needham)教授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科学传统的贫乏和胜利》中全文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这封信。……这封信的英文原文如下：

    Dear Si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has been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the invention of the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of finding out causal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at the Renaissance).In my opinion oneneed not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did not mak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Sincerelyyours，

Albert  Einstein．

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年1月第一版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574页的译文为：“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1983年8月《爱因斯坦文集》第3次印刷时修改为：“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我觉得第一版的译文比修改后的第三版的译文要好。

[3]指南针。传说黄帝与蚩尤发生部落战争期间，黄帝之臣风后在北斗星座的启示下，发明了指南车。战国时期出现了指南的雏形即“司南”（《韩非子·有度》）。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用天然磁石磨钢针的方法造磁针，以及人造磁针指南的记载，出现在北宋沈括(1031-1095年)的著作中。“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余家指南、北者皆有之。”（《梦溪笔谈》卷24·杂志一）。

[4]参见我的文章《中国近代以来棉纺织业分工与私有制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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